据报道，因与哈佛签订金额为1500万美元的“SOHO中国助学金”协议，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日前被推上风口浪尖。据了解，其未来还要向耶鲁等世界名校捐8500万美元。这广遭质疑：为什么要助学国外，而非捐给中国名校？

　　给国外名校捐款，一捐就是1亿美元，激起不小的舆论反响，不少批评声也纷至沓来。而这毁誉不一的舆情生态，某种程度上，也映衬出慈善命题与社会心理的繁复交织关系。

　　事实上，此次捐款并非是以潘石屹个人名义捐出，主要用途也是资助那些就读世界名校的中国贫困学生。但在感性的舆论解读中，潘石屹早已与SOHO符号“一体化”了，而捐助对象也从中国贫困留学生，变为了抽象的“哈佛”等学校。这虽然容易将捐赠主体与客体都含糊化，可它并不妨碍公众在此事上复杂观感的呈现。

　　理论上讲，潘石屹欲将助学金投向哪，是其自由。而在时下，公众对多元的慈善选择，包括它怎么用、用在哪，也该有更高的包容度，不应动辄以狭隘视角去审视，当然前提是，它无违法律规约与慈善伦理。就潘石屹“捐哈佛”风波而言，他对贫困留学生伸以援手，无碍行善的定性，哪怕它有借轰动效应曲线营销的嫌疑，也无需苛责。

　　可揆诸当下，许多质疑声却将矛头对准其“动机”，如认为潘石屹是想以捐赠人身份为孩子将来读哈佛“买门票”，或揣测他是想搞“长线投资”为SOHO储备人才，或批评他在外献殷勤，这些“看客心态”带有道德绑架之嫌，也易将慈善议题拽向口水化的境地。

　　对潘石屹“捐哈佛”的慈善选择，的确没必要在“动机论”下大搞批判，将慈善内涵窄化。但也应看到，如潮的质疑声中，也有很多不乏值得一听的声音，它既折射出在当前观念水位下，公众对慈善价值认知的风向，也构成了慈善面临的现实舆情环境。

　　比如有人质疑，这笔助学金的“覆盖面”太窄———据2013年年底数据显示，中国在哈佛的留学生有686名，这其中符合“攻读哈佛本科的”和“家庭年收入在6.5万元以下的”有多少？还有人提出，慈善确实无国界，但与其搞“出口转内销”这出，不如直接对国内某些贫困人群“雪中送炭”，慈善效果会更明显。还有些舆论，则着眼于潘石屹“国内致富”的经历，认为从人伦情感的层面看，他在“人之幼”的同时无妨也“幼吾幼”一番，厚彼时别太薄此，也算是反哺。

　　毫无疑问，这些结论未必理性，毕竟潘石屹方面搞“越洋行善”，或许也自有其考虑，如虑及国内高校资金管理水平等问题，但即便如此，它也很难摆脱这类舆论裹挟———虽说慈善无是非之分，可在民众眼里，慈善的被接纳度，受到多重因素牵制，包括它是否能“择贫而济”，更具本土关照意识等等，它反映的，就是民众的真切感受和价值层次，它也势必反馈到慈善评价中去。

　　对潘石屹们来说，只要慈善没有违法，就不必承受莫名的苛责，而公众也不应在评判维度上太过情绪化，毕竟“包容比自由更重要”。但与此同时，若他们在意对善举的舆情回馈，就该理解公众的“不理解”，它也是对慈善选择与社会观念契合度的一种现实度量。

　　说白了，潘石屹有“越洋行善”的权利，而舆论褒贬，亦是其自由。当纠结其上的观念隔阂，无法在价值共振中实现磨合，那争议的喷发也只会是必然。

原标题: 越洋行善是权利，舆论褒贬亦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