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之惑

　　“空间换地”的得与失

　　伴随着“空间换地”工程的推进，一系列的问题也由此生发。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空间换地”的实施过程中，本地企业“向地下要地”的积极性不高。

　　对此，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规划局规划办副主任周海强解释，由于台州地处东部沿海，企业要往下建一层地下室，要做足防水措施，也有一定技术要求，每平方米的造价成本至少要3000元，但企业如果选择“向上要空间”，直接在原厂房上加盖，那么，每平方米的造价只要1000元，光是成本就差了两倍。

　　周海强表示，企业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换地”方式，翻建、向上加层、向下挖地下室、内部空间调整等，这些方法都是切实可行的，只要能满足企业发展需求且能发挥土地最优效能都可以。

　　此外，在“空间换地”的实施过程中，企业通过异地搬迁求得了土地，但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人才也会因为迁址异地流失，特别在当前“难招工”的形势下，这个问题尤为严峻。台州某发电机公司一名尤姓负责人告诉记者，2004年和2007年间，他的公司搬过两次，从路桥搬到临海大田，之后又搬到台州经济开发区滨海工业园区。这两次搬迁，让企业“损兵折将”近一半。

　　“部分老员工因为家庭原因不愿意跟随，其中有不少还是骨干。加上新厂区位置较偏，交通不便，配套设施也跟不上，招工难度很大。”尤先生说，为了引进人才，公司要另外支付生活、住宿、餐饮、交通等方面的补贴，人均开支每年至少要比以前多出5000元。

　　对此，台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吴志兵认为，企业的异地搬迁，一方面为企业腾出了发展空间，但另一方面，搬迁之后，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也要为企业解决后顾之忧，比如优化产业园区内的软环境，提升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交通等配套设施，并出台相应的人才激励政策，这样，既能留得住企业，更能留得住人心。

　　而作为台州解决用地紧张特色之一的“向沿海滩涂要地”，有支持的，也有非议的。支持的认为，这种方式极大地拓展了海洋资源空间，但非议者认为，这种方式会不会破坏海洋生态环境？

　　“对于台州来说，‘向沿海滩涂要地’仍然是拓展建设用地空间、解决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方向。但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要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为前提。”对此，吴志兵这样认为。

　　台州湾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土地储备中心副主任胡晨光表示，向沿海围垦要地面临着配套法律不健全的难题。通过沿海围垦建设长久以来都是属于国土和海洋管理的双重区域和政策灰色地带，尽管近几年国家和省里陆续出台了不少政策，逐步建立了陆海统筹的管理制度，但在具体操作上仍缺少全面细致的规定，有些仍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这也为实际工作带来困难。他希望，国家和省级部门能够进一步完善陆海统筹的管理机制，为沿海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政策给力

　　被要素倒逼的企业转向主动

　　在“空间换地”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往往扮演了“狠”角色，“逼”着企业在集约用地上下功夫——

　　比如，路桥区在土地出让时，强化了合同的约束，规定工业用地建筑容积率必须达1.1以上，每亩投资额度达到240万元以上，出让1年内必须开工建设，3年内必须竣工，防止土地闲置。

　　再比如，临海给工业用地建立“项目管理库”，项目库中的任何一块工业用地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土地面积、容积率等指标一目了然，而那些亩均效益达不到规定要求的企业，都不允许参加新的工业用地竞买。

　　目前，一个面向全市的工业用地节约集约考核体系也已经提上日程。据市国土资源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这套考核体系实行后，将通过设立单位工业用地工业总产值、单位工业用地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对产业用地投入产出效益和存量用地盘活情况进行考核。

　　而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在内外形势夹击之下，通过技改、集约用地等，纷纷采取“自救”措施——

　　“企业的固定资产的利用率已经超过120%，发展空间完全饱和。如果没有新的空间，就不能引进新的设备，将会极大地限制企业发展。”在杰克控股集团董事长阮福德看来，解决空间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阮福德认为，“空间换地”不光要靠政府的引导，企业自身也要千方百计将现有资源利用好。目前，新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正着手打造一个智能节能工业缝纫机项目，并通过重新调整空间布局，使工厂的容积率达到2.2，是一般企业的2倍之多。

　　阮福德的话代表了不少台州企业家的看法。而随着今年我市针对土地资源稀缺、工业用地价格相对较高的现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把市区范围内工业用地容积率适度调高到2.0，建筑密度放宽到50%后，越来越多的企业主跑到政府部门，主动要求扩大厂区容积率。

　　“从一开始的被动到现在的主动，企业态度的转变，无疑可以看出实施‘空间换地’已经成为不少企业主的自觉追求。这不仅加快了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也体现了台州企业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周海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