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枫逸

　　9月15日，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5000多名新生完成报到，他们踏入校园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校方签订《学生管理与学生自律协议书》。协议书明确：“学生本人对自杀、自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

　　校方称协议的意义类似于“温馨提示”，但这样的免责书丝毫没有温馨可言。对于广大新生来说，怀着对大学的美好憧憬踏入校园，迎来的却是一份冷冰冰的自杀免责书，从天堂到地狱的感觉难以接受。如此“未料生，先料死”，是建立在每个学生都有可能自杀自伤的假设之上，也是一种不良的心理暗示和情绪感染。同时，学校免责体现了简单粗暴的卸责思维，折射出人性关怀的缺失。

　　我国《合同法》第53条明确规定，合同中“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因此，这样的“自杀免责书”并没有任何法律效力。2002年教育部出台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更具体规定了造成学生伤害、学校承担相应责任的十二种情形，包括“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但未进行必要的管理、告诫或者制止的”，等等。这些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显然不是一份私底下的免责书就能推卸得了的。

　　事实上，不只是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很多高校都存在类似的“自杀免责”条款。明知这样的协议签了白签，学校依然热衷于此，最主要的目的恐怕不在于出事后逃避责任，而是以协议代替生命教育，以责任自负的口吻“告诫”学生，“不要轻易自杀，学校概不负责”。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句名言，“教育本身就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然而，一纸冷冰冰的“自杀免责书”，如何能够唤醒一个悲观厌世的灵魂？恐怕，免责声明只能让某些有自杀倾向的学生感受到学校的无情和冷漠，产生一种被所有人抛弃的感觉。

　　教育是一项培养生命、完善生命的事业，它应该有温度，蕴含人文关怀。如果高校对生命教育缺乏重视，流于形式，让学生感受不到爱与温暖，不懂得敬畏、珍爱生命，那么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自杀免责书”非但不能令大学生悬崖止步，还会在某种程度上令高校放松警惕，疏于管理，最终面临更大的责任风险。面对大学生自杀背后的心理问题，大学必须拿出更多的管理智慧，健全校园安全防护设施，完善心理咨询机构，加强对学生的生命教育，创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只有帮助广大学生走出阴霾，迎接阳光，在生命面前变得更加自信和勇敢，校园才会避免自杀自伤的悲剧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