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00年前，有一群年轻人，为了扶大厦之将倾，救民族于水火，聚集在一起吼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这年轻的声音响彻中国、响彻世界，穿越百年而犹有回声。当年，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各界民众同仇敌忾，共同奏起一曲浩气长存的时代壮歌。五四运动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历史起点。值此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特发此文，以示纪念。

　　五四运动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它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树立了一座丰碑。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这段光荣历史的见证者。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闪烁着黄岩的元素，黄岩籍北大学生周炳琳、牟正非、牟谟、王恭睦等在这场运动中留下了印记。这些印记不会被历史忘记，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出愈加夺目的光芒。

　　周炳琳参与策划五四运动，成为学运健将，同时参与发起组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积极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

　　黄岩有一位大名鼎鼎、曾参加五四运动的健将，他的名字叫周炳琳。

　　1892年10月23日，周炳琳出生在黄岩城关一户手工业者兼小商人家庭。他祖籍黄岩上垟前岸。1907年，周炳琳考入清献中学堂。1913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学专业。在北大期间，周炳琳阅读了陈独秀等人办的《新青年》杂志，受到很大影响。

　　1918年10月，周炳琳与许德珩、邓中夏等人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聘请李大钊为导师。1919年1月，《国民》杂志创刊，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周炳琳等担任编辑部干事。在《国民》杂志第二卷第一号上，周炳琳发表了《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一文。3月，他和许德珩、邓中夏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京东南西北四城及郊区农村讲演。

　　1919年5月3日，蔡元培校长得知北洋政府已密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在丧权辱国的山东条款上签字的消息后，马上告知罗家伦、傅斯年、许德珩、周炳琳等北大学生。当天，许德珩、周长宪、罗家伦、周炳琳等几人商议要在北京采取一种活跃抵挡的行为。最后，他们达成一致意见，要在当晚召开会议。3日晚上7时，在校的同学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聚会，北京高师等12所学校的学生代表也出席了会议。《京报》社长、北大新闻学讲师邵飘萍首先作当前形势报告，说是山东问题现已失利。然后，学生们争相上台发言。会开得很紧张的时候，有一位十九岁的同学刘仁静（后来的中共一大代表），拿出一把菜刀来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这就更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于是决定第二天即5月4日早上全体游行示威（原定5月7日举行）。

　　5月4日上午，周炳琳与同学们一起忙于联络各校学生。当日下午，周炳琳满腔热血沸腾，脱了身上的毛背心，存在北大红楼前的传达室里，然后与同学们一起到天安门前集合。下午1时许，北京13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首先在天安门前召开大会，他们高呼“还我青岛”“收回山东主权”“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会后，学生们的游行队伍由广场出发，出中华门，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走去，但被东交民巷西口的中国警察所拦阻。交涉了2个多小时，仍不许通过。游行队伍改往赵家楼，已是下午4点多钟。

　　队伍到达赵家楼时，有几十个警察在把守大门，队伍进不去。同学们于是向军警和和气气地讲明来意。守卫在门口的警察同情学生的正义行动，他们和周炳琳等同学说：“你们的行动很好，我们不干涉，但是你们要小心啊！”

　　同学们做了很多说服教育工作，军警让同学们进了胡同。可是曹汝霖的住宅朱门紧闭，怎么办？北京高师数学系四年级学生匡互生的个子高，站在曹宅向外的窗户底下。北高师的学生陈荩民（即陈宏勋，台州天台籍学生）等同学踩上匡互生的肩膀，爬上墙头，打破天窗，第一批5位同学跳入曹宅院内（另一说，第一个从窗户里跳进曹宅的人是匡互生），接着把大门打开，于是，外面的大队学生蜂拥而入。周炳琳与同学们冲到曹汝霖的房间。曹仓皇躲入卧室旁的厢（箱）子间。

　　同学们找不到几个卖国贼，便决定要烧他们阴谋作恶的巢穴。于是，匡互生便取出火柴，与周予同一起将卧室的绿色罗纱帐拉下一部分，加上纸头的信件，便放起火来。顿时室内燃起大火。

　　这时，躲在地下室锅炉房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听说起火，跑了出来，大家见到章宗祥，以为是曹汝霖，就都上去打，把他打得头脸出血，章倒在地上装死。

　　半小时后，大批军警赶到。军警说同学们放火，随即开始捕人。这时已经是午后5时了，陆续被押送到监狱的有32人，与周炳琳一起参与五四运动的黄岩籍北大学生牟正非也在其中。当天，台州共有3位学生被捕，除了牟正非，另两位是天台籍的陈荩民（即陈宏勋）和孙德忠（有的地方写“孙德中”）。

　　回校后，周炳琳等集会商讨营救被捕的同学。当时，周炳琳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秘书、北京学生联合会秘书，参与策划及四处奔走联系积极营救学生是义不容辞的。陈独秀、李大钊也积极奔走，设法营救被捕学生。5月7日上午，被捕的学生全部被释放。学生释放后，斗争并没有结束。

　　北洋政府对学生继续采取严厉镇压手段，学生仍然坚强不屈，运动日益扩大。在众志成城的气氛下，北京学生决定从6月3日起，所有出发讲演的学生都挺起胸膛，放大声音，站在通衢大道上堂堂皇皇地举行讲演。其间，周炳琳多次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演讲。

　　6月2日下午2时许，黄岩籍北大学生牟谟与7位北大学生一起到街头以卖国货为名进行讲演，被巡警逮捕抓走。在狱中，牟谟与警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被捕学生被汽车送回学校。

　　6月3日，北京20多所学校各有数百名学生再次上街进行游行等爱国行动。当天，有170多人遭非法逮捕。6月1日至3日间，北京被捕的学生达两三千人，监狱容纳不下，竟把北大三院作为临时监狱。

　　五四爱国运动已突破了知识分子的范围，发展成为以工人为主力、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爱国运动。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6月10日，罢免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职务。后来，北京军阀政府的总统徐世昌，在群众威力之下，不得不去电巴黎，令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拒绝签字。

　　1919年6月，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周炳琳被选为常务委员兼秘书，主持编辑《全国学生联合会日刊》。1919年夏，他和北京学生代表在上海谒见孙中山先生。

　　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成为传播新思想的社团之一。周炳琳参加了学会，并被选为第一组月刊编辑员，协助李大钊编辑《少年中国》月刊。1920年1月1日，周炳琳在《少年世界》第1卷第1期上撰写了《“五四”以后的北京学生》一文。3月，参加发起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积极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1920年7月，由上海民族资本家穆藕初赞助，经蔡元培选拔，周炳琳等5位北大同学赴欧美留学。

　　1925年8月，周炳琳回国，应聘为北大经济系讲师。后来，周炳琳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等职。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

　　五四运动期间，黄岩籍北大学生王恭睦激于爱国参加活动，被北洋军阀逮捕，入狱月余。王恭睦系黄岩澄江桥头王人，1900年12月出生，中学就读于省立第六中学（台州中学前身），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后赴德国留学，入慕尼黑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中央研究院专任研究员、国立武汉大学教授、教育部地质矿物名词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牟正非积极参与五四运动被逮捕，成为参加五四运动当天唯一被捕的黄岩籍北大学生，被捕后被囚禁在一间拥挤肮脏的牢房里，里面只有一个大炕。

　　黄岩有一位五四运动当天唯一被逮捕的北大学生，他的名字叫牟正非（振飞）。1893年，牟正非出生在茅畲下街。牟正非中学求学于清献中学堂（黄岩中学前身）和浙江第六中学。

　　牟正非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参加了1919年五四运动。随后，军警出面控制事态，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牟正非被逮捕，是32名被逮捕的学生之一。那么，他们被逮捕后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陈荩民在回忆中说：“当天逮捕后把我们押解到步军统领衙门，经过审问、登记后，关进牢房。……直到当晚半夜，又把我们押解到警察厅。”《五四》一书的记载是：“五四之夜被捕学生初分在两处：步军统领署12人，警厅20人，旋统归并警厅。”这条史料说得比较确切，也就是，最初的时候，是把被捕的学生关在两个地方。之后，又统一集中关在了警察厅。

　　据被捕北大学生许德珩等回忆，被捕的学生被囚禁在一间拥挤肮脏的牢房里，里面只有一个大炕，摆着两个尿桶，臭气熏天；每隔半小时看守便命令学生抬一下头或翻一下身，以证明还活着；看守给每人发一个大窝头充饥，在屋里放一桶开水；每天中午放风一次，学生们只能利用这个时间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上上厕所。看守们对他们这些读书人很尊敬，也很同情他们，有时还告诉他们外面的情况。只有那个看守长每天都要训话，说些服从长官、不许扰乱社会秩序的话，学生们听得不耐烦，便编了一段顺口溜讽刺他：“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牢头来训话。”

　　5月7日上午11时许，牟正非等32人被全部释放。北大全体学生都在汉花园红楼北面的广场上等候同学们归来。同学们分别坐着三辆小汽车回来的。广场各放着五张方桌，被捕的北大同学二十人，都站在方桌上和同学们见面。蔡校长也在场。大家的情绪都万分激动，被捕同学没有一人说话，蔡元培校长讲了几句安慰并勉励的话，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

　　同年，牟正非从北京大学毕业，获工科学士学位，留校任教。抗战时回家，任茅畲乡长，协助中共党组织，进行抗日活动。后来，牟正非担任过黄岩县立中学校长。解放后，在临海师范、台州护士学校、宁波护士学校、浙江省卫校任教。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黄岩的传播，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黄岩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当时在北京有黄岩会馆，所以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黄岩。县立中学师生奋起响应，联合城区紫阳、璇珠高等小学和崇仁女校等各校师生举行集会游行，声援五四运动。台州各地也开展声援五四运动，成立了台州救国协会和“乙丑读书社”，为台州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崔真吾是最早来黄岩传播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想的革命青年。崔真吾是宁波鄞县人。1923年夏，崔真吾从宁波效实中学毕业。同年秋，应聘到黄岩县立中学任英文教员。他向学生介绍《新青年》《湘江评论》《语丝》等进步刊物，宣传新文化，传播新思想，为黄岩县立中学不久后成立的“共新学社”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崔真吾的启发引导下，以管启宇为首的一批进步学生和毕业校友，组织了“共新学社”，同时管启宇和他的社友还创办了《共新》半月刊。《共新》先后共出了20期，发表进步文章，宣传和探讨社会改革问题，对青年学生产生了较大的思想影响。黄岩反动当局唯恐其赤化学生，令校方将其解聘。1924年1月，崔真吾离校。

　　1927年初，时驻宁波的国民党省党部常委兼中共浙江党团书记宣中华，派共产党员汪维恒来台属各县指导改组或建立国民党组织，同时秘密发展共产党组织。通过考察，汪维恒秘密发展管氏兄妹俩加入共产党组织。管启宇、管启蕴兄妹成为黄岩最早的两名共产党员。因建党小组人数不足，设立了党的通信站。

　　1927年9月，中共临海县委派人秘密发展林泗斋、王宝珩、金毅成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临海党组织派来接收干部王保均，在黄岩城内公园为他们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并宣布成立中共黄岩支部，由林泗斋担任党支部书记。这是黄岩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在革命处于低潮的艰苦形势下，党支部的建立，为以后黄岩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尤其是县委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黄岩党支部成立以后，党团组织有较大发展。到5月份，全县党组织从原来的3个支部迅速发展到24个支部（党团员合编），党团员达到160多人。

　　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县级领导机构。1928年5月下旬，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共青团省委书记曹晓时（曹策）来台州巡视，在黄岩东南乡蒋僧桥（今属路桥峰江）支部书记戴大夫家召开党和团活动分子会议。会议根据全县党组织的发展状况，决定成立中共黄岩县委，林冶任书记，林泗斋、戴大夫为委员。中共黄岩县委的成立，揭开了党领导黄岩革命斗争历史的新篇章。

　　五四运动最终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历史洪流中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青春乐章。五四精神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形成的先进价值观，有志青年要担负起历史重任，在时代大潮中建功立业，激扬青春，开拓人生，奉献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