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城临海的巾子山上，有十多处历代名人留下的摩崖石刻，不少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

　　摩崖石刻最集中的当数三元宫后壁的伏龙岩了，我们现在能清楚见到的有“今之女宗”“活泼泼地”“渟泉”“别有天”“恩同生佛”“枕漱”“水流云平”等七八处，多为清代道光和咸丰年间所刻。

　　但另有一处宋代摩崖，却鲜为今人所知，而此石刻是巾子山最早的，也是唯一有史籍确切记载的宋代摩崖。

　　此石刻位于三元宫卧佛殿后面的峭壁上，佛殿后墙与石壁仅有两步来宽，左右两边有砖墙与外界隔断，只有佛殿后墙一扇小门可通，极为隐蔽，并且常年加锁，游人难以涉足。

　　故此石刻渐渐不为今人所知，《临海文物志》《临海文化史话》《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临海》中有关摩崖石刻的章节，对此皆未述及。

　　由于石刻所在的崖壁前倾，减少了雨水的冲刷，加上前有殿墙严严实实的遮挡，阳光难以透入，对石刻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以致经历数个朝代，字迹依然清晰。

　　石刻文曰：“胡承公同弟成美来游，男羽兆侍行，癸丑清明日题”，全文共20字。对于这方石刻，光绪《台州府志》有载：“摩崖高二尺八寸，广二尺四寸，四行，行五字，正书，径五寸。在郡城巾子山三官堂（即今三元宫）后伏龙岩。”清代临海学者洪颐煊《台州札记》考证，刻石时间癸丑年当是宋朝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如此算来，距今已有890年，比起崖前明万历8年建成的三元宫，还要早448年。

　　胡承公何许人也？《临海补志料》有记载：“承公，世将字也”。《宋史》的记载也极为简单：“胡世将，常州晋陵人，登崇宁五年进士，为监察御史，除徽猷阁待制，礼部侍郎。绍兴九年为宝文阁直学士，宣抚川陕，十一年资政殿学士致仕。”

　　关于胡承公与临海的渊源，有二说：

　　一为“经由说”，缘自洪颐煊的《台州札记》：“《天台集》有胡世将《癸丑三月十日自涌泉寺过吴文叟山居》诗，与此题名相去不多日，当亦一时所经由也。”

　　二为“谪居说”，缘自《台州金石录》：“嘉靖《临海志·流寓传》载胡世将，称其以兵部侍郎建炎中谪居于此，题名巾子山。”

　　本人倾向于“谪居说”，理由是临城旧有胡公庙。近代临海学者项士元先生《巾子山志》有“胡公庙”条目：“胡公庙，在巾子山三元宫之东，祀宋胡承公。”

　　清代临海画家傅濂有《谒宋胡承公庙因观石壁题名》诗：“门外长江滚滚来，忠魂回首不胜哀。生全大节还南宋，死恋名山列上台。铁笔千年留姓字，龙岩十丈护风雷。苍茫独立重怀古，无限松涛万壑催。”如果说胡承公仅仅路过临海而在巾子山题字，乡人便立祠奉祀，并对其称颂有加，似乎说不太通。

　　愚以为，胡承公对临海一定有过较大的贡献，要不邑人不可能立祠专祀，而且胡公在临海居住的时间也不会太短，否则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

　　因此，“经由说”难以站得住脚。近闻三元宫师太有重建胡公庙之意，可见邑人至今没有忘记胡公。那么，到底胡公对临海作出过哪些贡献呢？可惜的是史料缺乏记载，按照项士元先生《巾子山志》记载的“每值神诞，邑城丝线业工商聚焉”分析，胡公当是对临城的丝线业作出过较大的贡献。

　　毋庸置疑的是，“胡承公题名”石刻无论从镌刻年代上来说，还是从其具有的历史内涵来说，都应该是临城诸多摩崖石刻中最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