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初夏,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天台始丰湖畔,绿树成荫,一片祥和气息。而70年前的今天,天台县城迎来真正的解放。为今日的繁荣安定奠定了基础。
天台是浙东第一座用武装力量解放的完整的县城。天台的解放来之不易。前后共发生三次解放天台城的战斗。
1949年2月10日凌晨,浙东主力第二游击纵队(简称二纵)800多人,在政委顾德欢、司令员马青的率领下,突袭天台。占领县政府与国民党部,击毙敌中队长,歼敌300余人。11日下午,部队主动撤出县城,抵北山华顶休整。
天台县城的三次武装战争
天台城的解放,是解放战争期间,浙东第一次用武装解放的第一座完整县城。当时的《台州报》《东南日报》《大公报》等均以大字标题予以报道。美国通讯社立即报道:“活跃在中国滨海的红色游击队,解放了距蒋介石家乡仅180华里的天台城。”
之后,二纵转战三门县,在解放三门县城后,3月1日,回师天台。3月2日晨占领县城。在东门外大雁山一带,与敌展开激战,误入敌方交叉火力,进攻受挫,汤圣贤等10余人牺牲,37人受伤。二纵当夜撤出战斗,移师平镇。
3月,国民党第八十七军二二○师的一个团调到天台,台西部队,南区中队与之展开游击战。5月23日,该团逃往宁海,24日凌晨,浙东行政公署第十办事处城区部队,南区中队部分战士,一面派人到三门台工委报告,一面进驻天台县政府,天台从此解放。
5月中旬,中共台属工委在海游召开扩大会议,为适应形式发展需要,决定结束中共天新工委组织机构,成立中国共产党天台县委员会及县人民政府,邹逸任县委书记兼县长。
中共天台县委与县人民政府成立
1949年6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62师到达天台,随军而至的还有南下干部纵队第1支队第6大队,其中省委分配到天台的南下干部85名。6月5日,天台当地干部、游击部队与解放军排以上干部500多人在县政府礼堂举行了会师大会。
会上中共临海地委委员王槐秋宣读了中共浙江省委决定,宣布成立中共天台县委,邹逸任书记,兼任天台县政府县长;张鸿云任委员,兼任天台县政府副县长;吴书福任县委组织部长,高怀举为县委秘书。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民运工作部。会师大会结束后,党的工作由开展游击战争转向民主建政与生产建设工作。
邹老成为了中共天台县委第一任书记。离休后,邹老定居临海,今年已经104岁高龄,仍精神矍铄。今年5月22日,天台县委书记管文新赴临海市,看望邹老。新老两位书记的手紧握一起,跨越了70年。
新闻链接:《从1949到2019!天台两任县委书记的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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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解放天台城战斗及后续两次剿匪斗争
陈达正 口述(解放天台亲历者)
解放天台城战斗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天台山游击队的重大战斗。参加解放天台城的游击队有坚强部队、北山游击队、张金顺游击队、苍山的林机部队、西南的阳光部队、天南区的丁学精部队等,一共300多人。
第一次是1949年正月初,因我们为了更稳妥地进城,当时舆论大造要解放新昌,使新昌国民党军政人员心慌意乱……实际上浙东游击队于当年正月十二夜从尖山出发,经岭上,从乌岩岭下来直至天台城已天快亮了,天台国民党军政人员还在睡梦中,三五支队进城了,天台城解放了,这次进城很顺利,只有在溪头进城时有过小战斗,这次战斗对天台震动很大,广大群众欢欣鼓舞。我这时还未参加游击队,但如大地春雷,一声巨响,我想参加游击队,只是在家盼着等着。
第二次解放天台城在第一次进城经过总结经验教训之后,于古历二月初二又再次解放天台城,但游击队解放城东外大雁山碉堡时,喊话叫敌军投降、缴枪,碉堡里打出机枪等重武器,这时发现第一次进城后,国民党从临海调来一个独立营。这天碉堡周围又起大雾,严重影响战斗,当时游击队副支队长汤圣贤在东门城楼上喊话,叫其投降又被碉堡里打来冷枪,汤圣贤壮烈牺牲,接着碉堡周围大雾散了,游击队为减少伤亡,只得撤出,移师平镇。
第二次天台城解放战斗,我内心更加激动起来,想去参加三五支队去战斗,农历三月十八日在同村陈国立介绍下,我下定决心去参加游击队,于第二天早晨瞒着生我养我的母亲,偷偷离开传告村,来到南山石塘徐村,丁学精高兴地接受了我参加南区游击队。第二天丁学精同志在徐台酬家召开了丁部全体会议,介绍了丁部情况并讲了当时形势和活动情况等等,从此我就成了天南区游击队的政工队一员。
4月20日,与我同村的陈康助对我说:“你娘在家哭‘死’了,你回家看看吧。”我就立即回家,从南山祥里村一直到城里,只见国民党长江部队驻扎在城关,我从南门进,北门出都不怕。回家第二天我拿着麦杠出门割麦,当走到门口老谷庙时,村口进来一批武装人员,开始我以为可能是北山游击队,到走近才知这是长江部队,这时我想躲避已来不及了,他们抓住我问陈康助住哪里。我说我是邻村人,我不知道。他们就硬推着我,到村边时同村陈立梅从家里走出来,他们又抓住陈立梅,我这时就溜走了。
到中午我挑着一担麦回家时,许多邻居亲戚都高兴地说:“达正啊,大家都以为你被国民党抓去了,多危险啊。”这时,我母亲说:“我想通了,这里多危险啊。”并叫我吃过中饭立即回部队去。当时部队正在三门海游整训,大家见我回来都非常高兴,当时游击队大部在三门整训,准备再次解放天台城,到5月23日上午得知消息,国民党长江部队撤退了。
这时四支队支队长邵明立即召开会议部署解放天台城战斗,到上午八、九点钟三五支队两三百人就从海游出发向天台进军,到中午天下大雨,我们就住在三合乡黄务村。到半夜时部队通知叫我当向导,并说当向导就是带路,到半夜时部队从黄务出发,我就做着向导,带路经过坦头东横及螺溪路口,这时天已大亮,我就带领着部队穿过东门洞,从中山路直到县府大堂,当时大部队都住在各祠堂及公共场所,我们政工队住在县府大堂各个办公室。由陈建熙带班的十几人立即贴出天台城解放的公告。同时丁学精部队留守在灵溪的两个班武装也进城并做了工作,国民党县大队两班人也起义投到我们游击队,还有玉湖街裘某有16支枪及人员也投到游击队,这样就有三股力量驻扎在老城区,而同时土匪褚某也带着一伙人及100双麻袋、箩筐想进城抢劫。由于游击队事先在老城关西门守着,阻止褚某等土匪进城抢劫,使城关避免了土匪的抢劫,就这样天台城正式解放了。
这时我记得第一任县委书记是邹逸,到1949年6月1日,山东南下的86人到达并在县大礼堂召开大会和当地人汇合,接着正式任命县委、县政府的班子,及各区乡的书记均公布安排好,党政机关均正式开始办公,到此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彻底垮台了,天台人民真正站起来了。天台的26万人民是天台的主人,真正唱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这时天台社会秩序井然,盗匪无影无踪,社会风气很好,甚至连烧香拜佛的封建迷信旧礼教、旧习俗等等一下子销声匿迹,从精神、信仰上一下子好像换了天地,群众一心向往共产党,向往共建美好的天台,这时人民开始当家作主,天台人民真正站起来当家作主了。
正在这个天台人民欢庆解放,开始建立起人民自己的政权,并开始建设人民自己的美好家园时,即1949年夏秋之交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遥控指挥,一方面派大批特务,一方面叫原来暂时潜伏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从阴暗角落里爬出来,组织反革命武装,打着反共救国军的旗号,到处破坏,妄想推翻年轻的革命政权,他们四处捣乱、抢劫、破坏,当时明显的是三益乡下岙葛村的葛某,打着反共救国军总司令旗号,四处活动捣乱,还有苍山、南山、左溪、横西乡、平镇、街头等地土匪,纷纷爬出来打着反共救国军的旗号,全县有十多股土匪武装,约3000多人,他们在天台各地破坏捣乱,干扰县政府及各乡镇人民政府工作,闹得天台百姓不得安宁,各级政府无法正常办公。
当时为避免敌人捣乱,平桥区委搬到玉湖街,南山区委搬到水南办公,街头、苍山等区委搬到城里,在土匪猖狂时也有些同志思想动摇,回家外避,不来上班,我们去找也找不到,如与我同村的齐育潮就回家不干了,陈建火也回家不干了,但土匪知道陈建火回家就闯到岭下村,把他抓去叫他参加土匪他又不从,土匪就把他抓到大慈岭给枪杀了,土匪同时还通信给我母亲叫我回家,否则陈建火就是我的下场,可是我听到这种消息后毫不动摇,更加坚定地跟共产党闹革命。
1949年8、9月份,一天夜里我们接到情报,有一股土匪驻在藤桥上坝头村,我们就报告到县委,县里立即派出县大队经过玉湖,区委叫我做向导带路,当夜从玉湖出发到藤桥村时听到土匪部队从上坝头撤退了,县大队就在藤桥吃过早饭,转移到前山,又碰到前山有一股土匪,我当时在平镇得知这消息后也就从平镇出发,当走到山头庞村外时,只见前山方向有战斗的枪声,又只见前面有一个土匪跑来,我就喊话叫其不要动并放下枪和子弹,他一一照办了,我就叫他离开20步,我前去拿来一支枪和子弹带,当我带着这个土匪向平镇走时,在山头庞村外又有一个土匪逃来,我又同样喊话并缴来一支步枪和子弹带,这时我身上背着三支步枪和子弹带,并押这两个土匪往平镇区里走,到区里把两个土匪以及枪支和子弹都交给区政府后,我仔细回想,我是没有打枪经验的人,带着两土匪,背着三支枪如果土匪不老实,在路上反抗那是十分危险的,但当时的情况土匪在前山打败,是惊弓之鸟,我是一心为革命只是剿匪,什么也不怕,是革命的坚定立场鼓舞着我一心抓土匪才有这个胆量、奇迹。
当土匪在全县各地猖狂活动,抢劫、杀人、威胁,如岭里的柘树岭土匪抢枪事件、金顺乡的乡长被土匪抓去杀害了,南山区一个村的民兵连长被土匪抓去杀死等等,搞得全县人心惶惶不得安宁。在此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下令在全国特别江南一带新解放区发动群众采取坚决清剿土匪活动的方针,并调来正规军一八五团到天台,就此在天台县委领导下,发动群众,经过几次战斗,土匪被抓的抓,关的关,打死的打死,自首的自首,从此土匪全面崩溃,天台又恢复了安宁,政府进入正常办公,百姓也恢复正常的安宁生活。
1950年春天,土匪又纷纷出笼,并打着反共救国军旗号,到处破坏革命秩序,扰乱社会安宁。如1950年4月,我被任命为横西乡乡长,一天晚上天快黑时,我在桥亭村外转转,只见从九龙山方向走来一个人十分可疑,我抓住他盘问,他说从嵊县理发回家,我就说嵊县应该从白鹤方向来,你却从九龙山方向来,我把他抓来关在乡公所的大谷仓里,结果到半夜时只见门外一阵枪响,并喊叫陈乡长快开门缴枪投降,我沉着地说,徐排长你把机枪守好,土匪不进来不要开枪,如果土匪敢进就坚决开枪,同时我对另一同志陈班长说,你也守住边门,土匪不进来不要开枪,土匪敢进来,来一个打死一个,来一双打死两个,坚决不手软。就这样土匪也不敢进来,到天亮时,只见土匪已逃走了,原来这些土匪想来抢劫,第一天晚上被我们抓获的这个土匪,我们第二天就将他送到平桥区政府,一审发现这个土匪是三益乡人,还是个土匪大队长。
桥亭事件发生后,我们乡政府移到霞庄村时,又发生土匪冲进乡公所抢枪事件,即1950年4月时,县委召开全县干部大会,侯希如县长听了我的汇报后,感到横西特别是九龙山是土匪出没的地方,他给我两支步枪给我增加了力量。第二天上午我同农会主任王敬苟吃过中饭回乡后,拿着衬衫外出洗衣裳,只听见突然两声枪响,当时我和陆圣才两人一惊,不知何事,又只见村里一个小孩跑来说,“陈乡长,几个土匪见你们走出后,他们闯进乡公所抢去两支枪,并在后门山打了两枪逃了。”我们回到乡里,只见乡政府办公室两支长枪被抢去了,其它办公印章等均仍在。
在土匪又如此猖狂情况下,县委又布置一八五团及县大队等,在全县进行第二次剿匪运动,并提出改变过去的宽大政策,提出政治攻势与坚决镇压相结合的方针,如我们平桥区前山乡有个许某1949年参加土匪,投降后我们作宽大处理。到1950年他又参加土匪并担任土匪大队长,结果又被我们抓获。经县委批准,召开全区群众大会,会后许某被枪决。就这样接着全县各区乡也陆续发动群众,大力清剿土匪,如南山区、苍山区、街头区等,也采取坚决镇压的办法,成批成批地枪决土匪,这样大刹了土匪猖狂的气焰,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威风,从此天台城及各区乡真正安宁了,全县进入土地改革等时期。
(文献记录来自天台县档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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