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听过了，人民调解员能干到73岁，要是身体好，还能适当放宽……”杨合甫今年70周岁，嗓门洪亮。他的心愿是：保持身体健康，争取再干几年。

　　温岭市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至今正好十年，第一批“老倌人”都迈入了70岁的门槛，也就是上周一本报头版《推动社会治理》报道中的主角。

　　70岁，从心所欲之年，也称为“悬车之年”，指到这个岁数，该辞官家居，颐养天年。但这群不愿“退休”的人，每天骑着电瓶车，融入城市的车水马龙，为别人家的“鸡毛蒜皮”奔波。

　　2009年，温岭市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家顺准备“告老还乡”，当地司法局的领导找他谈话，要他帮忙牵头成立一个人民调解委员会。

　　“当时没多想就答应了。工作接过来，总要好好干下去的。”十年间，他组建的30位平均年龄68岁的“老倌人”团队，调解各领域案件上万起，解决标的纠纷6亿余元，成为维护当地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什么时候考虑真正“退休”？李家顺想了一会，“73岁吧。”

　　郑挺堂是温岭首任信访局局长，退休那会有企业找他当顾问，开出的薪资不低。

　　“我有丰富的信访工作经验，当人民调解员，更能人尽其才。”他说。如今，调解工作需要东奔西跑，郑挺堂舍不得打车，公交成了“标配”，因为有老年卡，免费。

　　“老娘舅”不好当，特别是做物业调解，常被业主们误解为“讨债的”，即使是身经百战的郑挺堂，有时也会被气得说不出话。

　　“老郑，回家带孙子多好。”有人劝说。郑挺堂拉开柜子，里面满满当当调解成功的卷宗，他又觉得很骄傲，瞬间找到继续下去的动力。

　　同样的问题，王玉庭没有回答，而是话锋一转问记者：“你知道吗？这世上还有因为一包方便面就打算离婚的夫妻。”这背后是一个重组家庭的心酸事。

　　王玉庭所在的涉诉调解室设在法院，他很清楚，很多社会矛盾的导火索，恰恰从类似不起眼的“一包方便面”开始。“我们花一个上午苦口婆心，就能挽救一个家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和谐了，社会就稳定了。”

　　退休前，王玉庭身上有太多的荣誉：最高检察院荣记个人一等功、浙江省劳模、首届感动温岭十大人物之一……

　　“60岁后，过去的荣誉都与我无关了。”这个年纪，他不需要再用奖状来增加人生的厚度。

　　“十年来，我调解的案子中没有一起调解错案、悔案，每一天就过得踏实。”他觉得自己可能是天生“劳碌命”。去年一次意外，王玉庭在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闲得心慌”，身子一好转立马又上班了。

　　诸葛碧如也没打算立马“退休”，他是台州市第五届人大代表，身上有沉甸甸的责任：“人民一票一票选出的我，我要对得起他们的信任，当好调解员就是最好的回报。”

　　“一件案子结束之后的成就感，会让我觉得很幸福。”诸葛碧如说。每年，他还都是议案大户。

　　旅游、搓麻将、跳广场舞，退休的“老三样”。杨合甫摆了摆手：“我一样都不会。”

　　在松门司法所所长位置上干了二十年，他和调解工作打了半辈子交道，退休后又回到老本行。

　　他承认或许自己还不愿意老去：“有案子的时候，脑子没日没夜在动，那一刻，觉得自己活得很有价值。”

　　不知是不是巧合，温调委的“老倌人”都是党员，三分之一曾是退役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