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林，1950年出生于三门县珠岙镇西陈村。1983年，他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他长年累月奔走在乡村一线，把电影艺术带给村民，足迹遍布三门、天台、宁海……

　　2007年，放映员陈云林的感人事迹被全国各大媒体报道，引起广泛关注。他被评为“浙江骄傲——2007年度最具影响力人物”，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从胶片到数字卡片，从8.75毫米放映机到16毫米放映机，再到如今的数字放映机……陈云林和电影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见证了中国电影放映的发展历程。

　　一

　　1983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33岁的陈云林在三门县珠岙镇西陈村的晒场上做准备工作。这是他作为电影放映员第一天上岗，拉幕布、接电源、调试放映机和音响……一圈忙下来，汗珠滚了一脸。

　　夜幕降临，电影《我这一辈子》开始放映。村民们坐在板凳上，盯着幕布，沉浸在电影情节中。陈云林观看电影的同时，还要盯着放映机，生怕现场出状况。彼时的他没想到，以后的大半辈子都会跟电影打交道。

　　3岁时候，陈云林不慎摔伤了右腿，造成了终身残疾。小学念到三年级，他就辍学回家放牛了。好在父亲是知识分子，陈云林学习能力又比较强，在父亲的教导下，学会了读书认字。人民公社时期，陈云林主要从事设备维修方面的工作，这些技术都是依靠自学掌握的。

　　1956年夏天，6岁的陈云林由妈妈背着，在珠岙粮管所的晒场上，观看了一部彩色越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一大块白布上，怎么会有人出现？人还会动？他们在对话？太神奇了！”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电影。

　　从此，陈云林迷上了电影，只要听说县电影队下乡，他就会前去看。当时全县只有6位放映员，2台放映设备，西陈村一个月只能轮到一两次看电影的机会。

　　“那时，电影票要5分钱一张。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但妈妈知道我喜欢看电影，特地省下钱让我去看。”“小猢狲，又来看电影啦！”去的次数多了，陈云林和放映师傅熟络起来，有时候还会给他们打下手。

　　1983年春天，西陈村筹办农村文化俱乐部。为了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村部出资购置了一台放映设备，需要一个放电影的人。

　　这一年，33岁的陈云林到三门电影放映公司应聘，差点被刷下来。面试的时候，经理一看到跛脚的陈云林，就拒绝了他：“放映设备这么重，还要背着上山、进村，这份工作你做不了。”熟悉陈云林的放映员劝说经理：“你让他放片子看看，再做决定。”

　　从8岁开始就给放映员当助手的陈云林，一系列操作早已牢记在心。他活学活用，顺利通过了考试，正式成了一名电影放映员。之后，因为业务水平扎实，1986年至1993年，他连续获得台州市和浙江省优秀电影放映员称号，1988年获国家优秀电影放映员称号。

　　二

　　改革开放后，全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有了更多精神追求。

　　为了充盈长期空白的文化生活，看电影成了人们“大日子”的附属活动之一。在农村，需要放电影的场合多了起来。每逢春节等节日，还有村民家里办寿宴、婚礼时，村部或个人会请放映员来放电影，全村村民聚集起来，能热闹好几天。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电影放映迎来了黄金期。当时，三门县共有107个放映队，每队有两名成员，并配备一套价值3000多元的放映设备。

　　由于农民观影热情高涨，村子请放映员放电影，要排队预约。敲定日子，村口的大喇叭就滚动播放，提前预告放映时间。到了放映的日子，村民们早早围坐在放映场所，时不时回头盯着门口看。有耐不住性子的人，会等在村口，看到陈云林喘着气，扛着放映设备走过来，边大喊“师傅来了，师傅来了”，边急步跑上去，帮忙接设备。

　　改革开放也推动了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村里放电影的“节目单”丰富起来，村民能看到风靡一时的好莱坞大片、港台片。“1983年的时候，我记得放了一场《少林寺》，李连杰主演的香港动作片，有近4000人观影，那场面，我至今难忘。”陈云林回忆。

　　1987年，陈云林买下村里的放映机，开始自主经营。过了几年，他又租了一台，还提升了设备，机头从钨灯换成了氙灯，投射到幕布上的画面更加明亮清晰。

　　三

　　每次有放映任务，陈云林下午4点从家里整装出发，放映机、幻灯机、幕布、外置音响、胶片，全套设备加起来约40公斤。有些村庄较远，他就在路上拦车，让好心的司机捎上一段。晚上，一般在露天广场或者祠堂里放映两场，总时长180分钟左右，回到家已是半夜了。

　　上世纪80年代，陈云林的最高记录，是一年有220个晚上都在放映。在农村放映很辛苦，夏天蚊虫叮咬，冬天满手冻疮，但他却乐在其中。

　　1991年夏天，陈云林前往三门县珠岙镇柿树湾村放电影，全场结束已是晚上9点半。陈云林正在收拾东西，来了两位东安隐村的村民，邀请他去放电影。

　　陈云林指了指天，“要下雷雨了，我改天到你们村放吧”。“师傅，我们票都卖出去了，就等你来。”

　　“那走吧。”听到村民一直在祠堂里等着，陈云林扯了块塑料布，把装胶片的箱子牢牢包好便出发了。晚上11点，一行人冒雨到了东安隐村。祠堂里黑压压的都是人头，400多人翘首等待放映师傅的到来，陈云林连忙架起了机子。

　　放映结束已是凌晨，村里人请他留宿，陈云林婉拒，决定赶回家。天黑山路难走，陈云林一路上摔倒了好几次，凌晨两点才回到西陈村，浑身是泥巴。离家不远的时候，他看到家的位置透着一点光亮，在漆黑夜幕的映衬下，特别清晰。这盏灯是陈云林母亲为儿子留的。“当时我妈妈已经80多岁，不管多晚，她都会等我回来。”陈云林说。

　　四

　　上世纪90年代，乡村电影放映热潮开始降温。许多家庭拥有了电视机、录像机，接着是VCD、DVD。个体户临街开设的镭射录像厅放映大量海内外大片，群众的观影选择增加了。

　　陈云林慢慢感受到这样的落差。有次，他在一个村子里放映《生死抉择》，村民不喜欢这类题材，提前离席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全场只剩下5个观众。

　　陈云林起身走到小卖部，买了几包烟，分发给在场的人。“你们不要提前离场，就当陪我看完这场电影吧。”回到座位后，透着迷蒙的光线，在观众席中，看到烟头冒出的火花时亮时灭，陈云林默默地低头，抹了抹眼睛。

　　时代的巨轮，不会因为一个人的伤感而减缓前进的速度。来预约放映的人少了，三门县放映队曾有300多人，后来只剩陈云林一人。

　　站在人生的分叉路口，陈云林选择坚守岗位。没有任务的时候，他就去录像厅给人放影片。“我切身感受过观众对电影的热爱，我知道电影不是没人看。”

　　从1983年到2005年，陈云林与胶片电影相伴，走过了22个年头。他的足迹遍布三门、天台、宁海，一共放映4400多场，往返行程数万公里。

　　陈云林不知道的是，一个新的电影时代正在启幕。

　　五

　　随着胶片电影如迅雷般衰退，数字技术开始日臻成熟，也成为推动农村电影改革的先导力量。

　　2004年6月，国家广电总局在台州进行农村数字电影发行放映试点。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台州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取得突出的成绩，农村群众看好电影、看新电影的需求逐渐得以满足。

　　2006年，三门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工作人员来到陈云林家，告诉他现在下乡放电影，不再使用过去的胶片放映机，公司为他配备了全新的数字放映设备。

　　陈云林再次发挥出强大的学习能力，“刚开始怕学不会使用先进设备，学了一天就会了。活到老，学到老，我这也是在与时俱进”。他向记者展示了一张公交卡大小的卡片，“卡里能存储二十几部电影，比胶片方便携带，每隔三个月，我就去县里的电影放映公司更新电影”。

　　从2007年开始，陈云林又忙活起来。每年，他有200场放映任务。过去十里八乡农民赶集般，簇拥到一个村子里看电影，这样的场景又回来了。

　　让他欣慰的是，下乡放映不再是他一个人的坚守。三门现在有5个乡村放映员，年龄都和陈云林相当。不同于过去靠卖票谋生，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如今属于公益性质，放映员每个月能领到两三千元的补贴。

　　“只要群众喜欢，我会一直把电影放下去，直到我放不动为止。”陈云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