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在松门镇政府会议室举行的一场“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意外赢得了镇村干部群众的心，大家奔走相告，温岭诞生了民间“焦点访谈”。

经历近20年的发展，民主恳谈完成了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的制度化探索。从初期阶段的对话恳谈到参与决策，再深化到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与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相结合，在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参与式公共预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普通人参与政府财政预算成为一种常态。

起源 农业教育论坛，鼓励群众自愿参加直接对话

最近，温岭市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主任陈奕敏频繁接受各级各类媒体采访，作为民主恳谈的创始人，他被大家亲切地称作“陈恳谈”。

1999年，省里部署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试点工作，温岭放在松门搞试点。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陈奕敏与时任松门镇党委书记朱从才商量后，创新地用了论坛的方式，把参加论坛的人员扩大到普通群众，让群众自愿参加，在会上可以自由发言。

对于群众提出的每个问题，镇干部都要回答。

论坛当天，只能坐下300人的会议室，涌入了五六百人，就连走廊和过道上都挤得水泄不通。

村民、办厂的小老板都来了，提问一拨，得到满意答复走了，下一拨人又进来了……当时，村民没有在乎论坛主题，大部分人都是就自身问题发言。在这个论坛上，财税所、工商所、派出所、医院、学校等镇里各职能单位负责人都来了。

自愿参加、直接对话，这两个初创时就确定下的民主恳谈最基本的特征，一直保留至今。

“民主恳谈”名称的形成，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过程。

2000年，陈奕敏接受浙江日报等媒体记者采访时，不少记者跟他提出，“论坛”的名称不够接地气，不适合农村基层。一些专家学者与他交流时也提及这个问题。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当年4月，陈奕敏第一次提出了“民主恳谈”的名称，不过并未获得广泛认可。后来，通过媒体的不断宣传，“民主恳谈”这个名称才逐渐被确立。

2001年6月，市委发文，将各地各种形式的基层民主政治创新载体统一命名为“民主恳谈”，并提出规范性要求，推广到全市所有镇（街道），进而引入城镇居民社区、基层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团组织、企业单位等领域。

转型 群众参与公众事务决策成常态

作为发源地，松门镇的民主恳谈进行到2000年年底时，在实践上出现了困难，阻力越来越大。

镇里干部反对：恳谈解决的问题大多是群众个人的问题。他们认为，一次民主恳谈会开展后，都会有几十个问题，镇里要针对每个问题组建一个工作小组来解决。几十个问题，就要组建几十个工作小组，其中牵制的精力非常大。解决问题是要资金的，财政压力也大。

村干部反对：他们认为老百姓在会上出他们的洋相，他们在村里的威信受到挑战。

转型势在必行。

转型的重点就是民主决策。老百姓如果不参与决策，他们就不会关心政府工作。民主决策，决策的是公众事务，而不是针对群众个人的问题。这样干部精力和工作压力、财政资金问题都会解决。当然，老百姓的个人问题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

2001年年初，当时的牧屿镇（现并入泽国镇）党委想冲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该镇党委书记让宣传委员把陈奕敏请来一起研究商讨。从思想政治工作，转到公共事务的决策，“决策型民主恳谈”的思路在陈奕敏脑海中逐渐清晰。

于是，牧屿镇成了民主恳谈转型的试验田。

这次转型，使民主恳谈工作“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促进发展”的指导思想得以确立。

随着决策型民主恳谈在各镇（街道）推广，2004年，市委出台有关民主恳谈的若干规定，明确指出镇级政府必须将民主恳谈作为决策的必经程序，并将此项列入政绩考核体系。同年，温岭民主恳谈还收获了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深化 参与式预算让民主恳谈更“合法”

即便推陈出新，当时的民主恳谈形式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陈奕敏很在意一些政治学专家学者提出的一个观点——认为决策型民主恳谈没有法律保障。

陈奕敏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思考这个问题。有一次他出差时，遇见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两人相谈甚欢。一个深夜，李凡参加完一个会议后，激动地给陈奕敏打电话分享灵感：“你们民主恳谈可以谈谈财政预算嘛。”

陈奕敏忆起当时的心情，简直可以用“豁然开朗”这4个字来形容。“民主恳谈谈政府预算，不正是将民主恳谈引入了基层人大制度！把民主恳谈与人大工作相结合，法律保障就有了。”

2005年，泽国镇和新河镇率先开始公共预算民主恳谈改革尝试，这种恳谈立足于政府预算谈项目建设。

新河镇开展的参与式民主恳谈，跟泽国镇的有所不同。他们的做法是，给出政府明年的财政预算总数以及现有项目安排，让大家谈谈哪里需要调整。

在新河镇开展的参与式预算恳谈，最基本的就是将政府预算彻底地细化以及公开，这也是陈奕敏设计的参与式预算的根基。

很快，参与式预算改革在温岭各地广泛推开。

十多年过去了，目前，这种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已成为市、镇（街道）、村各级的一种固有传统。经过近20年持续不懈的探索、深化、完善、发展，民主恳谈已基本形成了由决策协商、预算协商、工资协商、党内协商、政协协商、社会协商、城乡社区协商等多种形态组成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