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台州这座山海之城历经华彩变奏，经济蓬勃发展，方兴未艾。时代的变迁，造就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昔日繁忙的渡口成了一个辉煌又失落的回忆。

广业渡

　　广业渡是南宋仙居八大古渡口之一。

　　《光绪仙居县志》载：“广业渡，在县西六十里，即九郎渡也。”相传，九郎溪原名九龙溪，因北面九龙山而得名。九郎溪流经的区域大约有十余里之长。

　　明代中后期时广业渡进入了黄金时期。当时，横溪、溪头、俞店进入了人口兴盛时期，永安溪水运、苍岭古道则催发了商贸的发达，而广业渡恰好起到了连接陆路和水陆的枢纽作用。广业官渡复置后，行旅络绎不绝。不过，在其后的一百多年里，广业渡却由兴盛逐渐走向了消亡。

　　明末清初之际是广业渡的一个转折时期。期间，原广业渡所在的九郎溪段水运功能逐渐消退。清嘉庆年间时，九郎溪仅仅能通过渔舟。坊间传闻，俞店俞氏烈女守节抱石沉九郎溪，就是被鱼夫的撑杆戳到所发现。到清光绪年间时，广业渡已退化成浅滩。

河头渡

　　河头渡位于仙居县城南面三里的南峰山之下。

　　河头渡曾是永安溪上最为临近仙居县城的渡口，恰好位于永安溪源头到海门的中间流域上，区位条件得天独厚。

　　元代重商轻儒，不过，也因此促进了仙居商贸的发展，河头埠逐渐进入货运商贸的繁荣时期。诸如河头渡的北岸，从单纯的渡口发展成为商贸的码头——时人称其为“河头埠”，简称“河埠”。

　　明代河头渡商贸的繁荣也招徕了人口的集聚。在此之前，河头渡因周遭环境清幽，景色宜人，多为文人士子春日踏青和修身隐居之地。与此同时，为了移风易俗和训诫乡民，河头埠还曾设有乡约所及社学，并建有寄托信仰的赵主簿庙和双忠祠。

　　民国时期是历史上河头渡最后一个黄金时期。当时，渡口北岸的河埠仍为码头，货运依旧是永安溪上旧有的长船。

　　这类长船由木头制作而成，最大的可承载两吨。其自河埠顺利而下至临海，汛期半日可达，枯水期需要一天时间；若满载货物逆流而上则需要三至五天时间。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受运输战时物资的激发，长船运输业曾得到空前的发展。截止解放初，永安溪上的长船曾达到七百多只，而单单河头渡南面的浮石园村就有六十二只。解放之后，河埠还增加了火轮客运。

　　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随着公路的通达，永安溪的水运逐渐消退，河埠亦走向消亡。1971年，河埠大桥竣工通车，河头渡的人渡也随之走到了尽头。

清口园渡

　　清口园渡位于仙居城南永安溪上，又名溪口园渡，曾是县城与南乡的地理分界线。

　　渡口的北面为清口园村。宋初，有陈实第三十七世孙陈大郎从永嘉来仙居省亲，入赘三十二都坑陈家岙，陈太郎就是清口园村陈氏始迁祖。历史上的清口园村人才辈出。宋代时，有陈庸为提刑，陈愿为雷州知府，陈光为滁州知府，陈正大为武状元，陈仁玉为兵部侍郎；清代光绪年间时，则先后有陈周穿、陈飞虎、陈飞云先后登科。但在地理上，清口园村仍为城郊之地。

　　清代初年时清口园渡上曾经架设有独木桥。清代咸丰末年的清口园渡完全回归到了渡船过往。这里还尘封了一段历史。

　　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下旬，太平军一万多人由龙游到达丽水，越过桃花岭到缙云。仙居与缙云仅一山之隔，村民听说太平军已经到达缙云，全县人心惶惶，妇女、儿童有一半都躲到了周边山谷中。

　　4月1日，由于连续下了半个多月的雨，溪流中的水暴涨，清口园渡满是躲避太平军而往步路方向逃跑的乡民，人们纷纷争渡，却因人多船小，淹死了三十多人，而事后却发现这只是虚惊一场。

　　咸丰十一年年末，太平军从仙居县城出发，一路向南，洗劫了南乡步路等地，杀死乡民二十三人，焚毁房屋三千多间。南乡乡民因为不与太平军合作，最终遭到了血腥报复。那年，清口园村中的应陈烈，为当时代理台協左營守備，亦为太平军所俘虏，最后不屈而死。

　　民国时期的清口园渡曾有过一度的沉寂。那时，过往的行旅多取道清口园以东的赵岙渡，再行经上余岭至步路、上张一带。2001年9月5日，清口园渡处开始修建大桥；2003年11月，清口园大桥竣工。自此，清口园渡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综合仙居物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