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耀良，祖籍临海白水洋镇界岭村。现任香港詹氏企业有限公司、香港华峰企业有限公司、金邦香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台州耀达集团有限公司、台州耀达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台州耀达国际大酒店、黄岩耀达国际大酒店、温岭耀达国际大酒店董事长。香港浙江省同乡会联合会会长，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浙江省商会副会长。浙江省政协八届、九届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十一届常委，台州市政协常委。

一

我于1946年在上海出生，父母都是浙江临海人。上世纪30年代，我父亲就在上海办了手套工厂，1948年又来到香港开办手套工厂。1950年，我随母亲迁居香港。1958年，由于经济周转问题，工厂停止营业。家里兄弟姊妹众多，生活很艰苦。长兄荣良也出去打工，我因为年幼，只能跟随父亲到家庭作坊加工生产。直到1968年，我和哥哥荣良又重新做起一家有一定规模的手套厂，也获得成功。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跻身“亚洲四小龙”之一，正处制造业鼎盛时期，我们生意一路看涨，手套厂也日益扩大。

1978年，改革开放的消息很快传到香港。1979年，在港宁波籍的朋友邀请我一道去广州参加宁波市招商活动，我第一次回到内地，当时还是从香港坐飞机飞到广州参加会议。这次会上，我和宁波外贸局联系了来料加工事宜。当时香港各行各业都发展很快，造成人员大量不足，生产有一定压力。我萌发了到内地寻找发展机遇的念头。1980年，我受宁波外贸局的热情邀请，到宁波投资手套厂，做来料加工生意，这也是我30年来第一次到浙江。当时家乡临海统战部、侨办的领导来宁波找到我，邀请我回家乡看看，做些投资。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我能真切感受到他们对于改变落后面貌的迫切心情。作为一个在外多年的游子，我看好内地未来发展，觉得当时正是反馈家乡的时候。

次年下半年，我便一个人从香港坐飞机到杭州，再转车到临海。当时交通十分不便，从杭州到临海要翻过两座大山，汽车足足开了9个小时才到。1981年下半年，我在家乡办的临海手套厂开张了。临海地处浙江南部山区，不仅交通不便，当时通讯和物资也极度匮乏，生产手套的所有工具，包括针线，甚至一张贴纸都要从香港运过去，而且内地的通讯还依靠打电报，如果从香港打国际电话去临海很难接通，说话需要喊得很响对方才听得到，好像吵架一样。香港的同事和朋友都觉得很难理解，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还会去内地投资。

虽说回乡投资过程十分艰难，但好在内地人力充足，生产成本低，因此生意一路扩张。我的手套工厂在那时的临海颇有名气，很多人都愿意进来工作，就连县长也经常带客人前来参观。

但是，随着我们出口贸易大幅增长，浙江的工厂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产量不能满足公司订单需求。1987年，我将香港工厂整体搬迁到广东东莞大朗镇，在那里建了2万平方米的厂房，后又扩建了5万平方米，职工最多时达到三千余人。

在内地的投资不仅推动了本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就业机会，也让我有了每年回乡走走看看的机会。当时临海只有集体企业，工厂设备落后。不过，从1985年开始，内地就陆续出现“个体户”的经营模式。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和著名企业家明丕白合资创办了当地第一家合资工业企业——临海有机玻璃厂，主营纽扣业务，小纽扣赢得了大市场，产品远销海外。这家玻璃厂正是知名上市企业伟星集团前身。

二

到家乡走得多了，我发现，虽然当地经济有了发展，但教育方面特别是学校硬件软件仍然落后。

记得1983年的冬天，那是我第一次回到老家临海白水洋界岭村寻访。由于刚下过雪，天气很冷，孩子们没有保暖的鞋子，过坑坑洼洼的泥地时，都是踩着自己做的木跷走路。当我来到村里小学时，眼前的情景让我很吃惊。简陋的小屋没有窗户，冷风直吹着正在上课的孩子。因为天气太冷，孩子们抱着从家里带来的炭炉取暖。这对我触动很大，我心想，要是捐助一些钱，就能改善孩子们的学习环境。

第二年年初，我给界岭村捐助了10万元港币，希望村里能够盖一所像样的学校。1985年下半年，学校建成了，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为志山小学。落成那天，我带着年幼的子女一起参加落成典礼。我对7岁的儿子说，你大学毕业后要来这里教几年书。虽然儿子大学毕业后没有来志山小学教过书，但在当时，我真的希望自己以及家人能为改变家乡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小学落成后，当地的村民都很高兴，孩子们有了整洁明亮的教室，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大事。

台州中学是台州最顶尖的中学学府，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大学生。可在上世纪90年代，学校都没有一栋像样的教学楼，校舍十分破旧，于是我决定捐赠100万元为学校建一栋教学楼。教学楼很快建成，同样以我父亲名字命名为志山教学楼。

就这样，我陆陆续续地向家乡的学校捐了2000多万元。

三

上世纪90年代，台州发展速度加快，各地招商引资的力度加大不少。我和好友区达雄先生认为是时候加大在家乡的投资力度，便计划着带些资金回台州继续发展。

1993年，我参加了临海市政府在广州的招商会。临海招商团的领导与我见面，他们告诉我临海市政府想另找地址新建大楼，将原先老的政府所在地卖掉。市政府大楼地处临海中心地段，我预见将来定大有所为。

当天，我就和临海市政府签下购买协议，以每亩100万元（当时临海房价仅几百元一平方米）购得临海老市政府所在地的23亩土地的使用权。这件事传回家乡临海，轰动一时。

1995年尾，临海市新政府大楼启用。当时整个台州都没有一个上规模的商场，我觉得经济发展了，市民必然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一家大型商场必不可少，于是我和区达雄先生很快便决定，用这块土地为家乡建一座像样的商场。

建商场在当时绝对是个让其他人匪夷所思的想法，我再次受到来自身边朋友的质疑和反对，就连颇有商业头脑和眼光的明丕白先生也跑来质疑我，这么大的商场做多少生意才能盈利？我说，日营业额20万元。他十分惊讶，认为一天销售20万元根本就是天方夜谭。不过，我看到整个台州的经济发展，还是决定冒这个险。

就在质疑声中，耀达商场落成了，首层面积1万平方米，当时在浙江算最大。1998年底，商场开门迎客。开业第一天，临海万人空巷，商场内外人山人海，场面十分壮观。商场第一年营业额达六千万元，春节期间日营业额更是到达100多万元。如今，耀达百货已成为台州家喻户晓的品牌。

上世纪90年代末，台州城市面貌依然落后，没有像样的高楼。台州市政府希望能够规划一家四星级酒店，而我提出，中国需要发展，台州商贸往来也会越来越频繁，不如一步到位，造一家五星级酒店。

耀达酒店2000年开始规划，造价成本近六个亿，因地处新区，银行也不敢融资，我只能从香港带着真金白银到台州，我投入这么大的资金，希望能够为台州打造一家地标性的酒店。酒店于2005年正式开业，刚开业时生意不算太理想，但在稳扎稳打的经营下，一年好过一年，四五年后，便开始有了盈利。

时至今日，我在内地创办了18家企业，包括三家耀达百货公司、三间耀达酒店和一家手套工厂，总投资约25亿元，创造了五千多人的就业岗位，2017年上缴国家税金1.3亿元，而且，我在家乡投资获得的收益全部用于再投资。虽然我的企业规模都不算很大，但我认为对家乡发展有一份贡献，有一份爱乡的情怀。

四

1997年香港回归后，当地很多人对回归仍有疑虑，“爱国爱港”的声音很弱小，我们觉得是时候站出来扩大“爱国爱港”的力量和声音。1998年，香港浙江省同乡会联合会（简称“浙联会”）成立，创会会长是李达三博士，我作为主要创办人之一加入，从此各市级同乡会都在“浙联会”带领下开展工作，包括组织香港各界参访团，回到浙江各地参观考察，为香港浙商回乡投资创业牵线搭桥，在香港举办各类推广浙江的文化艺术活动等。

2015年起，我接任“浙联会”会长。我认为，社团不能只限于联谊，不仅要积极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为“爱国爱港”力量发声，更要做好两地民间交流的“彩虹桥”，尤其是青年之间的交流。我时常往返于两地，切实地感受到内地，尤其是浙江近年的发展；我也认识了许多优秀的浙籍青年，选择到香港学习工作。我真心希望两地青年能够更多了解，缔结友谊。今年，作为团长，我组织了“青春飞扬·2018香港青年浙江行”活动，带领近千名香港青年到浙江参观考察，看到青年们收获颇丰，我也异常高兴。

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正是我回乡投资创业，事业不断发展的40年。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的决策，我是托改革开放的宏福，当年我在香港打下基础，却在内地发展成功。改革开放给了我一双腾飞的翅膀，也让中国经济复兴，让世界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