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作为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制定的学者、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的撰写者和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科书的主编者，为我国刑法学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他，也是一名教育家，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学生。“他的教学研究培养了一大批资深学者，他们活跃在世界各知名高校，如今已成长为国际学术界的栋梁之才。”这是国际社会防卫学会对他教育成就的评价。

　　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他的名字名列其中——他就是今年91岁高龄的玉环人高铭暄。

　　“我得到‘人民教育家’这份国家荣誉称号，首先要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祖国。”9月19日，高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教育了我，支持了我，帮助了我，使我由一名不谙世事的青年学生逐步进入法学殿堂，成为一名法学教师。

　　渔村成长

　　玉环大麦屿鲜叠，一个三面环山、南临乐清湾的小渔村，大海和渔船是它永不厌倦的话题。

　　1928年5月，高铭暄出生于此。

　　村后的蔡家岭，海拔两三百米。如今，几架大风车缓缓转动着，利用风能发电是现代科技在古老渔村的时代印记。高铭暄19年的少年生活，基本上也绕着这座山岭。

　　“高老从小就表现出了很强的记忆力。”9月19日，站在鲜叠高铭暄老宅台门前，高老老家的一位亲戚向记者回忆起他祖母和他说起的一件事，那时高铭暄读小学三四年级。

　　一天，鲜叠街上贴了一个告示，放学回家的高铭暄和同学们也驻足看了看。回到家后，母亲突然问起他：“听说街上出了个布告，里面说了啥？”“这布告上说……”放下书包，高铭暄竟然一字不差地从头到尾背了出来。

　　1944年，高铭暄以鲜叠小学第一的成绩考入了温州瓯海公学，也是那届毕业生中唯一录取者。

　　玉环到温州隔着乐清湾，高铭暄要坐船上学。因为鲜叠的航班较少，很多时候他要赶到陈屿坐船。为省时间，他每次都是翻过蔡家岭，一趟一个多小时。

　　山脚下的杨府庙，则为小小年纪的高铭暄埋下了“京剧”的种子。父亲高鸣鹤对京剧颇有些心得，不时指点他学唱名家名段。每逢节日杨府庙开戏，高铭暄就是最忠实的观众。

　　初中毕业，高铭暄考上了温州中学。1947年，高中毕业的他，同时被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录取。至此，他离开了玉环，开始北上求学路。

　　北上求学

　　高家是鲜叠的殷户，高铭暄祖父一辈子走南闯北，把玉环新鲜鱼货卖到温州，再把温州的南北干货贩回玉环。

　　祖父虽没读过书，但深知读书的重要，他把两个儿子都送进了学堂。

　　祖父的这个决定，注定了高铭暄与“法”结缘。因为，父亲高鸣鹤学成后，成为了一名法官，叔叔也在不久后当了法院书记官。

　　“父亲当时做法官，也是搞刑事的，这个影响了我。”高老说。正在他被三所大学同时录取时，父亲转调杭州法院工作，他就近选择了浙江大学，并如愿以偿进入法学院学习。

　　这一年是1947年。也就是在这一年，高铭暄遇到了直接促使他走上刑法之路的恩师李浩培。由此，他开始了自己长达70余年的刑法研究生涯。

　　第一个学期，高铭暄的刑法总则授课老师正是当时的法学院院长李浩培。以国际法著称的李浩培之所以教刑法，是因为刑法教授没聘请到。就是这样的一次“美丽邂逅”，让高铭暄对刑法的兴趣与日俱增：“他的课引起了我对刑法的极大兴趣，让我感到刑法这门课最有意思。”

　　两年后时局变化，浙江大学法学院被撤销。在李浩培的介绍下，高铭暄转学北京大学，继续完成大学学业。

　　1951年，大学毕业的高铭暄被保送至中国人民大学，成为了一名刑法学研究生。此后，他就没“离开”过他为之奋斗一辈子的刑法学。

　　如果说在浙江大学是奠定了高铭暄对刑法学的兴趣和基础，那么北京大学是进一步提高了他对刑法学的认知。而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学习，则是他开始系统、深入研究刑法学的开端。

　　参与修法

　　“泱泱大国自此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刑事法典，刑事诉讼活动终于有法可依了。”这是1979年7月1日下午，高铭暄站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听着楼下会场因表决通过刑法草案传来的掌声有感而发。

　　如果将时间轴再往前拨——25年前的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5个组织法。10月，全国人大决定启动刑法起草工作。

　　“9月宪法刚通过，10月就开始准备起草刑法，可见一个国家，刑法是摆在重要地位的。”高老回忆说，没多久自己就接到通知，要求他暂时搁置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去参加刑法立法工作。

　　那一年，高铭暄26岁。

　　当时，起草小组说是20多人，但真正到位做事的只有10多人。而正儿八经刑法专业科班出身的，只有高铭暄一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共事，起草小组负责人发现，组内大部分人，包括几位负责人在内，因为缺乏刑法的基础知识，给立法工作带来了很多麻烦。为了快速弥补这一缺陷，该负责人让高铭暄为大家上课，讲一些刑法学的基础理论。

　　“我学历上有优势，但年龄小、资历浅，在那些走南闯北的老干部面前，我就低着头尽自己所能地埋头苦干。”高老说。

　　谁也没想到，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的诞生，会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得命途多舛。直至1979年正式通过，此时，26岁的小伙已成为半百之人。

　　此后的40年，高铭暄见证了刑法的每一次修订和修改。

　　传道授业

　　9月11日，中国人民大学2019—2020学年开学典礼上，几位教师代表的发言让8839名新生终生难忘。

　　“自1951年8月，我就与中国人民大学结下不解之缘。”91岁高龄的高铭暄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发言，“我是一名教师，捧着一颗爱心，站在三尺讲台，不求姹紫嫣红，企盼学生成才，共筑中华美梦！”

　　这一课，这一刻，是老教授的言传身教，也是对青年学子的殷切希望。

　　1953年暑假过后，高铭暄正式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的一名教师。此后，他不仅给本科生讲课，也给比他晚入学的刑法研究生上课。

　　1984年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高铭暄成为我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导，从此结束了新中国不能自己培养刑法学博士的历史。

　　至今，高老已培养了64名刑法学博士，还有3名博士生在他身边。“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高老一直以培养学生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成就。

　　始终秉持“老师不能太过于拘束学生”观点的高老，还研究出一套“三三制”课堂教学方法。课堂上第一个小时，让学生对研究课题提出观点和论据；接下来一个小时，其他学生进行评价、补充和反驳；最后一个小时，由教授发表意见并给出解答。

　　高老弟子、金华市人民警察学校傅跃建教授说，高老讲课有“四不”，中途不休息，不上洗手间，不喝水，自始至终音量不减。

　　在当下的法学界，除了陈兴良、姜伟等这些响当当的直系弟子，即使再年轻的刑法学者也会很熟悉高铭暄及其所作出的成就。

　　家乡眷恋

　　在北京，从高老的家到办公室的路不到千米。只要没有外出，斜挎着一个装满资料的黑色单肩布包的高老，每天总会准时走在这条路上，因为摆在他案头的工作仍然很多。

　　这么多年来，高老一直忙碌地工作着。

　　他主编的刑法学教材有7种，个人专著有8部，其他主编或者参编的著作有100多部，发表的专业论文有300多篇。其中，1981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1993年主编的《新中国刑法科学史》，填补了新中国法学发展史研究的空白。

　　2012年5月，他撰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出版发行，被业内称为新中国刑法学的扛鼎之作，也是系统梳理我国刑法立法演进脉络、深入探寻刑法法条原意的开山力作。

　　2015年4月15日，高老获得国际社会防卫学会授予的“切萨雷·贝卡利亚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2016年11月12日，日本早稻田大学授予高老名誉博士学位。

　　时光荏苒，从青葱少年到鲐背老者，一生忙碌的高老始终不忘家乡的山山水水。

　　2012年至今，纵使年纪越来越大，高老还是在几个暑假里抽空回到玉环，回到鲜叠这个养育了他的小渔村。

　　与老家亲戚相聚、探望同龄发小、参访大麦屿街道乡贤联谊会……每次回乡，高老总是把行程排得满满的。2012年6月，高老参观了新修的杨府庙，他兴致勃勃地在戏台上清唱了几个京剧选段。

　　“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洪羊洞》里的这句唱词，是高老的最爱，也是他一生为国家立法育人的初心和使命，“我要把获得的荣誉看成是自己的责任，荣誉越高，责任越重。要秉持党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教导，努力工作，继续前行，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把自己的余生，持续地奉献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绝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的恩情和期望。”同时，高老也深情寄语家乡：“希望家乡的水更清、天更蓝，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