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签署主席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17日下午表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授予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

　　高铭暄被授予国家荣誉称号

　　根据主席令，授予于敏、申纪兰（女）、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女）“共和国勋章”。

　　授予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古巴）、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女，泰国）、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坦桑尼亚）、加林娜·维尼阿米诺夫娜·库利科娃（女，俄罗斯）、让-皮埃尔·拉法兰（法国）、伊莎白·柯鲁克（女，加拿大）“友谊勋章”。

　　授予叶培建、吴文俊、南仁东（满族）、顾方舟、程开甲“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授予于漪（女）、卫兴华、高铭暄“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授予王蒙、秦怡（女）、郭兰英（女）“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授予艾热提·马木提（维吾尔族）、申亮亮、麦贤得、张超“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授予王文教、王有德（回族）、王启民、王继才、布茹玛汗·毛勒朵（女，柯尔克孜族）、朱彦夫、李保国、都贵玛（女，蒙古族）、高德荣（独龙族）“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授予热地（藏族）“民族团结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授予董建华“‘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授予李道豫“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授予樊锦诗（女）“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台州骄傲：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

　　高铭暄，男，汉族，中共党员，1928年5月生，台州玉环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他是当代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作为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学者、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的撰写者和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科书的主编者，为我国刑法学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法制日报、法治周末等各大媒体曾多次报道过高铭暄的事迹。

　　2018年6月22日，在《我与刑法七十年》新书发布会现场，高铭暄一直在认真听现场与会者的发言，这些与会者有他的同辈，他的朋友和学生，他们都是为高铭暄七十年的刑法人生而来。

　　那些不曾随着岁月而消逝的记忆，经高铭暄口述后被集结成册，《我与刑法七十年》的15余万字，记录着他的学术人生。

　　这位“视刑法学为至爱”的刑法学泰斗，在向记者解惑他能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的理由时，平静又铿锵有力地说了句：“要把中国刑法学搞上去，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初心：做个对国家民族有用的人

　　玉环市的古渔村鲜迭，又叫鲜叠村，海鲜丰盛、层叠不尽，天天看着家门前船来船往，是出生于此的高铭暄幼时最深刻的记忆。

　　高铭暄小时候，鲜迭老家就曾被日军的炮弹打去半爿，租住那房子的人被打死了；瓯海公学读初中一年级时，日军入侵温州城，学校无奈遣散学生，他和十多个非温州城里的孩子在老师带领下，在山区步行了十来天才回家；高中时期，温州中学又被迫迁往雁荡山的灵岩寺上课……那天晚上，他和堂弟聊天到深夜：两个日本兵进村，整村的人逃的逃藏的藏；日本地图只如一只小蚕，中国地图（当时含蒙古共和国部分）像一张大桑叶，偌大的中国，就这样被蚕食，老百姓总受欺负！他和堂弟相互勉励，立志要做个对国家民族有用的人！

　　这一切，鼓励着高铭暄的求学意志，也激发了他对家国的感情。随着对社会理解的深入，又在法官父亲的影响下，高中期间，高铭暄把自己的终生目标定位为法律，希望将来能为中国法制的健全出力。考大学填志愿时，他一气报了武汉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的法律专业，并全部被录取。1947年8月，考虑到父亲当时在杭州法院工作，以及交通便利等因素，高铭暄选择了有“东方剑桥”之誉的浙江大学。著名的法学家李浩培先生任法学院院长，亲任高铭暄的刑法总则老师。

　　新中国成立后，浙大法学院被撤，在李浩培的帮助下，高铭暄辗转到北京大学继续学法律。毕业之际，正好有苏联专家来北大招刑法学研究生，他由此与刑法学结下一生渊源。

　　昔年孜孜求学的青葱少年，到如今著作等身的皓首老者，高铭暄被誉为“刑法学泰斗”“新中国刑法学奠基人之一”。他是唯一一位全程参与中国刑法立法起草38稿的学者，中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导；他著有专著6部，主编、参与著述100余部，论文300余篇。其中，1981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1993年主编的《新中国刑法科学史》，填补了新中国法学发展史研究的空白。

　　最珍视：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

　　尽管如今的高铭暄是人们口中的刑法学泰斗、著名法学家，而他最珍视的还是那三尺讲台。

　　“我选择了教书育人，就矢志不渝。”高铭暄略带笑意地说。

　　自1984年1月成为我国刑法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以来到2018年，他已经培养了67位刑法学博士生。所有学习中国法律的人，都绕不开他的著作和思想……但这些成就，并未留住他深远的目光。

　　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中国与国际接轨的角度日益深广。1984年，中国司法部首次派代表参加在开罗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刑法大会。成立于1924年的国际刑法学会是全球最高端的刑法研究机构，此前与中国学界未曾正式接触。1987年，高铭暄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死刑问题研讨会。同时，受中国法学会的委托，他与国际刑法学协会的有关负责人就中国加入国际刑法学协会事宜进行了初步洽谈。1988年4月，在多方支持下，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正式成立，高铭暄任副主席；同年6月，国际刑法学协会理事会正式接纳中国分会为其国家分会会员。

　　在国际刑法学界的影响下，中国的刑法学学界变得更加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得到更加科学而迅速的发展。近年来，在高铭暄等人的积极倡导下，中国的死刑改革、取消劳教制度、提倡社区矫正等工作得到了有效推进。

　　凝结着他多年心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一书，高铭暄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保住他从1954年10月的十年间的早期刑法立法资料，“成为学界不能弥补的空白”。

　　“我年岁已大，但心不老，愿意继续工作。”在高铭暄心中有着一点志气，“只要我们的国家富强，有影响力，有吸引力，刑法学就会做大做强，不会矮人一截”，刑法学应该成为一门显学。

　　2015年，当高铭暄成为首位获得国际社会防卫学会授予的“切萨雷·贝卡利亚奖”的亚洲人时，他考虑再三，用自己并不熟练的英语作答谢辞，“这份荣光不仅仅属于我个人，首先属于我的祖国，属于中国刑法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