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黄中师生不期而遇于雁荡山

　　又是十年过去了，2019年的春天到了。学校组织学生到雁荡山研学，我蓦然想起老校友的嘱托，心怀愧赧。赶紧查找郁达夫的作品，在阅读与多方考据后，才还原部分的历史：1934年10月27日至29日，郁达夫与日本留学时候认识的朋友王文伯从杭州经天台来雁荡山游历，与黄中师生不期而遇于雁荡山灵岩寺，之后写下了《雁荡山的秋月》这篇游记。

　　《雁荡山的秋月》这篇游记全文5395字，从台州的天台写到临海、黄岩、温岭等县，用了800字的笔墨，如数家珍写下了天台国清寺，临海的华胥洞，黄岩的摆渡、橘子橘树等。有意思的是，他的笔墨中用了609字写与黄岩中学师生的相遇。

　　“在灵岩寺的西楼住下之后，天已经黑了。先去请教也住在寺中、率领黄岩中学学生来雁荡旅行的两位先生，问我们在雁荡，将如何的游法？因为他们已经在灵岩寺住了三日，打算于明晨出发回黄岩去了。”

　　“约莫是午前的三四点钟，正梦见了许多岩壁，在四面移走拢来，几乎要把我的渺渺五尺之躯，压成粉碎的时候，忽而耳边一阵喇叭声，一阵嘈杂声起来了。先以为是山寺里起了火，急起披衣，踏上了西楼后面的露台去一看：既不见火，又不见人，周围上下，只是同海水似的月光，月光下又只是同神话中的巨人似的石壁，天色苍苍，只余一线，四围岑寂，远远地也听得见些断续的人声。奇异，神秘，幽寂，诡怪，当时的那一种感觉，我真不知道要用些什么字来形容得出！起初我以为还在连续着做梦，这些月光，这些山影，仍旧是梦里的畸形；但摸摸石栏，看看那枝谁也要被它威胁压倒的天柱石峰与峰头的一片残月，觉得又太明晰，太正确，绝不像似梦里的神情。呆立了一会，对这雁荡山中的秋月顶礼了十来分钟，又是一阵喇叭声，一阵整队出发报名数的号令声传过来了，到此我才明白，原来我并不是在做梦，是那一批黄岩中学的学生要出发赶上大溪去坐轮船去了！这一批学生的叫唤，这一批青年的大胆行为，既救了我梦里的危急，又指示给我了这一幅清极奇极的雁山夜月的好画图，我的心里，竟莫名其妙的感激起来了，跑下楼去，就对他们的两位临走的教师热烈地握了一回手；送他们

　　出了寺门以后，我并且还在月光下立着，目送他们一个个小影子渐渐地被月光岩壁吞没了下去。”

　　八十五年过去了，个中的细节难以找寻。但我从先生的行文中读出了他与黄中师生的相遇，才成就了这篇名作。先生写道：

　　“雁荡山中的秋月！天柱峰头的月亮！我想就是今天明天，一处也不游，便尔回去，也尽可以交代得过去，说一声‘不虚此行’了，另外在后面楼外的露台上呆对着月光峰影，坐到了天明，坐到了日出，这一天正是旧历九月二十的晚上廿一的清晨。”

　　“这一天的傍晚，本拟上寺右的天窗洞，寺左的龙鼻水去拜观灵岩寺的二奇的，但因白天跑了一天，太辛苦了，大家不想再动。我并且还忘不了今晨似的山中的残月，提议明朝也于三时起床，踏月东下，先去看了灵峰近旁的洞石，然后去响头岭就行出发，所以老早就吃了夜饭，老早就上了床。”

　　“然而胜地不常，盛筵难再，第二日早晨，虽则大家也忍着寒，抛着睡，于午前三点起了身，可是淡云蔽月，光线不明；我们真如在梦里似地走了七八里路，月亮才兹露面。而玩月光玩得不久，走到灵峰谷外朝阳洞下的时候，太阳却早已出了海，将月光的世界散文化了。不过在残月下，晨曦里的灵峰山，景也着实可观，着实不错；比起灵岩的紧凑来，只稍稍觉得疏散一点而已。”

　　通篇5395字仅有三小段600多字写月亮，并把游记取名为《雁荡山的秋月》，足见“秋月”是点晴之笔。就像文中写道：“这一批学生的叫唤，这一批青年的大胆行为，既救了我梦里的危急，又指示给我了这一幅清极奇极的雁山夜月的好画图，我的心里，竟莫名其妙的感激起来了……”

　　历史有时是由偶然产生的。黄中师生有幸与郁达夫定格于1934年10月雁荡山的灵岩寺，郁达夫也有幸在雁荡山的灵岩寺与青春少年交集。我想，正是那一刻，激发了先生的灵感，成就了其游记中的名篇。

　　郁达夫回杭州写成《雁荡山的秋月》

　　与黄中师生在雁荡山的偶遇还没结束。

　　回到杭州的郁达夫把游雁荡的经历写成了《雁荡山的秋月》，1934年11月9日定稿。同年，《雁荡山的秋月》发表于1934年12月15日《良友》第100期特刊，并配发了雁荡山相遇的科伯尔厂经理毕士敦Mr.H.H.Bernstein等人摄影的雁荡山照片。

　　《良友》是一本什么样的刊物？我查阅了这本民国时期上海出版的《良友》画报1926年—1945年全集合订本共计172期，才发现这本期刊当年发行全球，号称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

　　有《良友》画报。正如《良友》100期纪念特刊上说：“《良友》无人不读：主妇，现代女性，工人，巡捕，老头子，掌柜，帐房先生，戏院的顾客，茶店里的茶客，学生，小学生；《良友》无所不在：在茶几，在厨房，在梳妆台，在收音机旁，在旅行唱片机上，在公园里……”

　　在《良友》100期纪念特刊上发表《雁荡山的秋月》后，这篇游记先后被编入《郁达夫文集》第三卷、《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钓台的春昼》、《郁达夫代表作》等多个作品集中。

　　一次偶遇，成就了一段浙江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

　　与郁达夫相遇，似乎是冥冥之中注定的事。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秋天，那时我还是一位文学青年，正是“书荒”年代的荒芜与国家开放初期的蓬勃交织的时期。

　　有一天，不经意地在学校图书馆读到了郁达夫先生的一篇散文《故都的秋》，作品中神韵清绝、典雅质朴的意象，故都“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虫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引得我对北京心驰神往。后来，又读到了他的一篇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入微的心理描写打动了我。我开始关注郁达夫先生，才知其是中国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一位为抗日救国而殉难的爱国主义作家，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诗人、革命烈士。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时序进入到2010年。那一年，我受命筹备校庆。在一个雨丝飘飘的春日，我端坐在办公室中，与一位耄耋之年的校友聊着陈年的往事。他告诉我，20世纪30年代黄中师生在雁荡山秋游时曾与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相遇，留下了许多的故事，希望我挖掘挖掘。七十多年过去了，往事成了依稀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