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在秦统一之后，公元前214年前后，曾经发生过一件重大的事情，无论是对于政治来说，还是对于思想界来说，都是无可回避的一个重大转折。从一般的视野来看，这是秦始皇取得极大成功的时候。这一年，秦军夺取了陆梁地区，并设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这是秦完全收编了“百越”地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同时，秦又在西北驱逐匈奴，派蒙恬渡过黄河去夺取高阙、阳山、北假一带地方，筑起堡垒以驱逐戎狄。也就是说，在定鼎中原的背景下，秦在南北的军事行动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大一统的帝国，俨然建立起来了。

　　在帝国威望与日俱升的背景下，难免就会有出现阿谀奉承的人，这在历史上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为了庆贺帝国的伟大突破，秦始皇在咸阳宫摆设酒宴，始皇帝的顾问官七十位博士们纷纷上前献酒颂祝寿辞。既然是歌功颂德，就难免会有人言过其实。有个叫周青臣的仆射就极力称颂秦的丰功伟绩，他说，从前秦国土地不过千里，仰仗秦始皇的神灵明圣，得以平定天下，驱逐蛮夷，所以，凡是日月所照耀到的地方，没有不臣服的。而且，秦始皇把诸侯国改置为郡县，人人安居乐业，不必再担心战争，功业可以传之万代。所以，始皇帝的威德，自古及今无人能比。这些话，自然也是让秦始皇高兴的，毕竟也是对事实的一种描述。

　　可是，秦对于历代制度的变革在当时是有争议的，主要集中在秦始皇把分封制改为郡县制，很多人不能接受。当周青臣这么称赞秦始皇的时候，自然也就有人不满意。博士齐人淳于越当场就反驳，他说，殷朝、周朝统治天下达一千多年，分封子弟功臣，给自己当作辅佐，而如今始皇帝拥有天下，由于采用郡县制，嫡亲子弟却是平民百姓，这样的话，一旦出现象齐国田常、晋国六卿之类谋杀君主的臣子，没有辅佐，谁来救援呢？“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淳于越的这个说法，自然也是非常激烈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于秦始皇（秦帝国）来说，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考验，也就是，秦帝国当如何有效地进行统治？

　　秦始皇看到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形，心里自然不高兴，于是，他需要让李斯来做个决断。该如何解决此类问题呢？李斯提出来的建议，就是后来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焚书”。按照李斯的说法，历史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即便是五帝的制度也不是一代重复一代，夏、商、周的制度也不是一代因袭一代，可是都凭着各自的制度治理好了，这并不是他们故意要彼此相反，而是由于时代变了，情况不同了。现在秦统一天下，建立起万世不朽之功业，这本来就不是愚陋的儒生所能理解的。况且淳于越所说的是夏、商、周三代的事，哪里值得取法呢？从前诸侯并起纷争，才大量招揽游说之士。现在天下平定，法令出自始皇帝一人，百姓在家就应该致力于农工生产，读书人就应该学习法令刑禁。

　　现在儒生们不学习今天的却要效法古代的，以此来诽谤当世，惑乱民心。所以，李斯建议，“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李斯实际上是对于像淳于越这样儒生以古论今（讽今）的这种行为方式的不满，而且，在李斯看来，这种行为方式实际上是动摇政治统治之根基的、必须予以禁止的。怎么办？“别黑白而定一尊”在李斯看来，这是大一统政权的恰当选择，为了避免一些不合时宜的议论，秦帝国的统治，必须是“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一切对于统治的权威性有所质疑的行为方式，都必须被禁止，焚书以达到统一思想、行为就成为了最佳的选择。这个建议就是“焚书”，在秦始皇的首肯之下，成为了大秦帝国的重要国策。

　　“别黑白而定一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秦对于帝国思想文化的极端掌控。在李斯的设计中，这是达到有效统治的最佳方式。李斯的这个思路，其实也是一贯的，在秦统一六国的时候，在面对天下初定的形势下，李斯给秦始皇的建议就是“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这也是意味着对于大一统的帝国来说，最为有效的统治形势是在思想观念上也保持高度一致，这样的观念，我们在之前的墨子那里，或者在之后的董仲舒那里，都可以看到。如果从单纯追求制度的有效性来说，这样的方式确实是可以达到很高的效率，但是，若从制度的活力和思想的活力层面来说，则是被深深限制的。秦帝国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策略，跟他们对于统治的有效性和权威性的树立的追求是分不开的，但是，这样一来，也使得秦帝国在追求制度有效性的道路上，跟和合的主旨渐行渐远。如果说，唯有和合包容才是长久生命力的表达的话，那么，可能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秦是二世而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