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江西吉安的刘强一直在商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过得很不容易，但也算是小有成就，有了一点家底。

　　2016年4月的一天，刘强去银行办理贷款时，发现一贯以“诚”立身的自己，居然被温岭市人民法院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背负着450余万的欠款。

　　浙江温岭？这不是与王兴合伙注册公司的地方吗？公司早就解散，当时并无欠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一向遵纪守法，怎么就出了这档子事？一系列的问题扑面而来，眼看贷款无望，刘强着急上火，第一时间购买火车票，想要当面问问清楚。

　　事情还需从3年前说起，当时,王兴经营鞋厂，刘强钟情贸易，生意往来中，结下革命友谊。其后，两人就商议共同出资开一家胶黏制品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之初，王兴为法定代表人，收益还不错。后期，王兴将精力更多地放在自己的鞋厂上，无暇顾及二人的合作公司。2013年6月，胶黏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强。

　　然而刘强常年不在台州，四处奔波贸易生意，更是无法予以兼顾，2014年12月，经股东会决议、工商部门注销，公司解散。

　　巨额债务果然来源于他

　　作为失信被执行人，刘强无法购买动车票，别无它法，只能委托朋友来到温岭法院了解情况，这一问才知道，果然是王兴搞的鬼。

　　2014年3月，王兴以公司的名义向宏发小额贷款公司贷款450万，一直没有归还，连累刘强一起被告上法庭，导致刘强上了黑名单。

　　那么问题来了。

　　借款时，刘强才是法定代表人，王兴如何能代表公司？

　　公司印章一直在刘强手中，王兴又是如何完成借款的？

　　借来的450万又在哪里？

　　原来，贷款公司的总经理与王兴是同村好友，打小穿一条裤子长大，明知道王兴提供的这些手续都有猫腻，仍旧同意借钱。借出的450万也被王兴拿去弥补其他资金漏洞。本以为是一时周转，喘口气就能顺利还款，不想，资金链断裂，事情败露，刘强、王兴二人被告上法庭。

　　温岭市人民法院依照工商登记材料中刘强的联系电话与其联系，送达起诉状、开庭传票，却不知此号码的真正使用人为王兴。就这样，王兴拦截了本应送到刘强手中的所有法律文书。而刘强则未能出席法庭，且被一直瞒在鼓里。

　　2015年9月，法院一审判决：刘强、王兴十日内共同偿还450万元借款及利息。

　　2016年4月，刘强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

　　法律监督彰显公正

　　走投无路的刘强向台州市人民检察院陈述冤情，申请法律监督。

　　承办检察官及时收集案卷材料，仔细剖析案情，认为此案确实有疑点。而法院缺席判决致使刘强无法行使诉讼权利是本案的关键环节。

　　刘强与王兴同为被告人，法院传票发出之时，并未注意到二人的联系电话为同一号码，也因此未能将本应送达刘强的起诉状、开庭通知书、审判监督卡等文书材料送达。而且，王兴在借款中，存在伪造印章借款等事实，所借款项也并非用于公司经营。

　　台州市人民检察院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将此案发回温岭市人民法院重审。经重审，原审法院重新作出了判决。

　　至此，刘强终于摆脱了这笔莫名其妙的巨额债务，无债一身轻。

　　以案释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公民送达的规定：

　　送达诉讼文书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受送达人是公民的，本人不在交他的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

　　民事案件中，当事人对法院判决不服怎么办？

　　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申请再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向检察院申请抗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一）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 

　　（二）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 

　　（三）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 

　　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作出提出或者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决定。当事人不得再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