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屏幕，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得知从台州走向世界的“汽车大王”李书福被授予“改革先锋”后，82岁的王植江感慨万分，“1978年，台州人均GDP只有224元4角4分，是浙江省倒数第一。穷则思变，才有了股份合作制的兴起以及之后民营经济的辉煌。”

　　从“一穷二白”的农业社会，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从“打硬股”“股份制”，到如今的“制造之都”。台州这片“一遇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的热土，民营经济在此诞生、发展、壮大，艰难曲折且又矢志不渝。

　　敢为人先 开启股份合作制先河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台州开始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各地逐渐释放改革活力。

　　1980年，浙江临海县(现属台州临海)双港区创办金属薄膜厂，但由于资金不足，时任中共双港区委正副书记带头以股份形式向社会筹集资金2万元，每股500元，入股者参加企业分红，开创了中国股份合作办企业的先河。

　　“以前的社办、村办企业因为产权不明晰，导致管理水平和效益低下，企业支撑吃力。”谈及当年筹办时候的现状，原中共双港区党委副书记王植江谈道，“农民分田到户后的热情空前高涨，在此情形下，推出股份合作制经济形式来促进原有的企业发展已成一种必然趋势。”

　　在此背景下，“所以就算上面大讨论，我们继续自己甩手干。”王植江坦言，实践证明敢想敢做的台州人并没有走错路。

　　双港金属薄膜厂由此成为了第一家“吃螃蟹”的企业。在当时，因为基层干部参加入股分红，一时间犹如巨石击水，涌起千层浪。

　　无独有偶。1981年，温岭县(现属台州温岭)牧屿公社青年农民陈华根与朋友合股，筹集资金9000元，创办了一家只有10多人的小企业。1982年冬，陈华根和几个合伙人来到温岭县工商局，要求办理集体企业的执照。

　　事实上，他们的心情十分矛盾，不戴集体企业这顶“红帽子”怕不能注册；戴上“红帽子”，又怕企业产权不明晰，不利于自主经营。陈华根和合伙人希望先领到工商执照，戴上“集体企业”的“红帽子”，以后再择机应变。

　　1982年12月18日，温岭县工商局经慎重研究，为陈华根等颁发了［1982］第74号文件：“同意建办温岭县牧屿牧南工艺美术厂，企业性质属社员联营集体”。这是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中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

　　大浪淘沙 创造民营经济新辉煌

　　“如果出问题，大不了我们回家卖红薯去，你来煮，我来卖。”1986年10月23日，时任浙江省黄岩县(现属台州黄岩)委书记孙万鹏的这句调侃，道出了改革开放“探路者”的改革魄力。

　　回忆起中国首个由地方党委、政府正式颁布的推行股份合作制的“红头文件”——《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签发的“历史一刻”，在时任黄岩县农工部副部长杨明看来，“决绝程度并不亚于为出台家庭联产承包制，安徽凤阳小岗村18家农户按下红手印的时刻。”

　　一石激起千层浪，台州先后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股份合作企业的通知(试行)》《台州地区股份企业试点实施意见(试行)》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发展股份合作制经济“添把劲”。到1988年底，台州这类企业已达9000多家，创产值37亿多元。

　　从萌生到“嫁接”，从排斥到争论，从接纳到发展。1997年8月24日，《人民日报》以“富有实效的探索”刊文，首次向全国推介台州股份合作制的经验。

　　这种集股份与合作于一身，联劳动与资本为一体的崭新经济组织形式，在台州乃至中国焕发了蓬勃的生命力。

　　改革的春风劲吹台州，“草根经济”焕发新活力，造就了台州民营经济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孕育了一批走向世界的台州企业。

　　“中学时期，改革开放的春雷就在我心中激起千层浪花。”自诩“放牛娃”的李书福说，高中还没有毕业，他就开始期待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各种梦想。从照相馆到冰箱厂，从摩托车到汽车……没有人能想到，嚷着“四个轮子两张沙发”的李书福，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实现了让中国汽车跑遍世界之梦。

　　解决“有没有”的问题，造就了台州曾经的辉煌；面对“好不好”的时代背景，台州以“创新”“转型升级”来回应，一场如火如荼的“科技新长征”，让民营经济新辉煌的种子，生根发芽。

　　从一家作坊式缝纫机工厂起步，杰克股份不仅开创了中国缝纫机海外并购的先河，并尝试从设备制造商到智能制造成套解决方案服务商的角色转变。

　　如今，以世界级制造集群为方向，台州积极抢滩制造业的“高端阵地”。数据显示，2017年，台州GDP突破4000亿元，短短近40年，增长了430多倍。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长10.8%，增速居浙江省第1位。

　　“改革开放造就了民营经济今日的辉煌。”改革开放40年之际，台州市委书记陈奕君在全面深化改革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大会上曾表示，要将改革进行到底，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