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书会上瘾。这么多年来，教书、购书、读书已然成为生活的大部分，成为一种习惯了。书已嵌入我的日常生活。每周我都会逛书店。出差或旅游也以寻访各地新旧书店为乐，看到喜欢的书总不忍错过，所以家里书愈积愈多。而最早的那批书为大学时代所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是全民崇尚读书、热衷买书的激情年代，社会上掀起一股“读书热”“买书热”。人们争相传读《围城》《读者文摘》等书刊。单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青年之友丛书”《祝你成才》《塑造美的心灵——李燕杰报告集》《名人名言录》《科学发现纵横谈》等就畅销一时。有志青年纷纷上电大、进夜校，努力充实自己。大学作为知识的殿堂更是热浪灼人。彼时无网络和智能手机，电视尚未普及，连电影也不多。于是书刊成了主要的精神食粮，甚至出现排队争购某书的现象。被耽误的年轻一代如饥似渴地学习，整体学风很好。但各类图书馆和书店都是闭架的。浙师院图书馆条形柜台内有七八个管理员，宽敞的大厅立着许多抽屉式目录卡片柜，你搜到所需之书，填好索书条递给管理员，她转身进书库找书。有时你拿到手一翻，与目录介绍有异，并非想要之书，但只能接受。最快翌日还掉，因为规定当天不得还书。

　　当时特别羡慕老师可自由出入书库，借书本数也多，手里抱着一摞书。反观现在哪个图书馆和书店不是开架的？任你翻阅，书也丰富。可惜看纸质书的人愈来愈少了。

　　离图书馆不远处就是书亭。书亭在校门口里侧，东侧是简陋的收发室，西侧十米左右就是小小的平房。门面虽小，但人气颇旺，师生进进出出，爱书者课余饭后总要进去转一圈，看看近日又新进了什么好书，唯恐漏过。其时恰逢全国“美学热”，我也被《美学概论》课撩起了热情，勒紧裤带买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宗白华的《美学散步》等书。李泽厚当时如日中天，影响了整整一代年轻学人。但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上下卷)却买不起。直到2002年才抱回厚厚的二十卷《朱光潜全集》，也算了却早年心愿。但已时过境迁矣。

　　临毕业前夕，又被那本小开本的《西方的丑学》所吸引。“丑学”一词系作者杜撰，说好听点是原创。此系《走向未来》丛书之一，书籍周身白底、封面黑白、线条素雅、内容前沿。八十年代是新启蒙的年代，《走向未来》丛书主旨是“注重介绍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集合了当时最优秀的一批精英学人，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思考。这也是这套丛书的最大亮点！它选题繁多，内容庞杂，本本有料。从1984年延至198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共推出74本，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层面。在风行一时的“西学热”潮流中，此丛书普及面广，影响深远。我当年买了《在历史的表象背后》《人的现代化》等几本，眼下家里藏有断断续续从各地旧书摊收集的二十多本。但《艺术魅力的探寻》久觅未遇，至今引为憾事。

　　还有1983年浙江文艺版的《学人谈治学》，由书法家舒同题签，叶剑英、刘海粟、启功等题词，汇集了苏步青、王力、谭其骧、臧克家等48篇文章，都是全国知名专家，凝结了他们一生宝贵的治学经验。至今我仍置于书房醒目处，常翻常新，开卷有得。

　　限于财力，我一般选购廉价之书，如风靡一时的“五角丛书”。但叶同学(现为杭城教授)和王同学嗜书，买书出手阔绰。因为他俩父亲都是乡镇企业采购员，家底殷实。他们有时抱回的是厚厚的精装本，让我艳羡许久。给我们上《古代文学》课的陈耀东老师(临海人)在课堂上屡次盛赞钱钟书的《谈艺录》，于是在驻足书亭多次后，有一天我一发狠，花3元多买了中华书局出的《谈艺录》(补订本)。当时3元也许相当现在的百元，但对于囊中羞涩的穷学生而言，着实颇费踌躇——精装本显得有多奢侈。

　　此书与《管锥编》一样都是钱大师的学术代表作，这部诗话巨著上编为40年代的原本，下编为新补内容。繁体字倒不怕，钱氏书涉猎十分广泛，没有古典文学底子蛮难啃的，里面都是干货，浓得化不开，像压缩饼干，我学力不逮读得似懂非懂。

　　有的课在当时的我看来没多大意思，我就翘课去阅览室看书，或乘车去市内新华书店购书。记得大四有门《电影概论》选修课，我只听过几次，课程临结束时交了一篇小论文敷衍。后听同学转达老师警告：缺课多者，恐难及格。我急了，赶紧到老师家说明情况，才算通过。现在，我偶尔跟大学生调侃：“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没有逃课经历的学生恐怕不是好学生啊。”我也曾鼓励上大学的女儿适当逃课，当然前提是这课太水太烂。

　　难忘黄土地的青葱年华、燃情岁月。当年的大学普遍硬件差，但学生普遍单纯、向学。我入学时浙师院没围墙，农民的牛穿校而过，于是被戏称为“牛进大学”“早稻田大学”。男女生混住一栋楼，男生住一、二楼，女生住三、四楼。我们7个懵懂少年挤在一间狭长的寝室，两排叠床。除了每人一张小方桌，几无容身之处。书都排叠在床铺里侧。好在穷学生乏钱买书，数量有限，否则置书之地都紧张。我们不以狭窄为意，互谅互励，共学同读，意气奋发，相处一直很融洽。当年室友，慢慢爬升至教授、院长、党校校长、省社编审、省府处长。孙侃已成全省顶尖的报告文学作家。

　　大一下学期(1983年)，校报发了我“一块豆腐干”文章，是写学生们如饥似渴在书亭排队买书的，有点散文诗的样子。这是平生首篇变铅字的文章，曾激动了好几天。作为中文系学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大潮的裹挟下，跃跃欲试的我顺理成章进化成“文学青年”。大二大三时，诗歌、散文在校国庆征文中获奖，奖品是莫泊桑《俊友》、但丁《神曲》、戴望舒诗集、《青年诗选》等。然后有幸当上校《黄金时代》(铅印杂志)编辑，发了小说等习作，故而谬得“才子”美誉。

　　毕业论文选了当时的新锐作家李杭育小说，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导师是省当代文学学会会长、严苛的戴林淹教授。他带的8个学生中只有2个优秀，我算其一。我报考他的研究生，专业成绩亮眼，惜乎总分未上线。其他各地报考者也未上线。于是中文系拟在本校选一个。戴老师本有意留我，但一查我平时学业成绩，仅中等居多，于是在系里领导讨论时理所当然地惨遭否决。这是我造访他家时他说的，并流露出些许惋惜之情。

　　记得大三时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红与黑》，工作后的寒假借给爱好文学的女生。开学后，交还我手的《红与黑》真是惨不忍睹！本来厚厚的方挺的新书变得“软耷耷”了。大概传过多人之手，品相沦为五成新了。而借给另一男生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李国文著)，亦遭劫难。此后我毅然在书架上挂了卡片：恕不出借！

　　说实话我都想抽自己！真怪自己太慷慨，以己度人，以为别人都爱惜书。当然从传播知识的角度，予人以精神滋养，也未尝不是一桩功德。关键是此二书是大学期间所购爱书，是我藏书里的老前辈，特别有纪念意义，容不得肆意糟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