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排到2025年，封皮上是父亲谢明周一笔一划写下的年份。二十几册剪报纸页边缘有的已经微微发脆，却没有一页散乱。

2025年底，谢明周因为喉部疾病做了气管手术。谢丹红来医院看望时，不能说话的他攥住写字板，一笔一划写下“大陈资料你拿去”七个字，没有多余的话，却把自己守了七十年的宝贝，完完整整交到了女儿手里。

【1955年上岛】

1955年，20岁出头的谢明周从黄岩县海门区（现椒江区）被派上大陈岛，成了岛上一名文字工作者。

那时候的大陈岛还是一片待开垦的热土，垦荒队员们扛着锄头上山，驻扎的帐篷沿着海岸搭起来，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谢明周的兜里永远揣着个小本子，走在田埂上、站在渔船边，随手就把岛上的新鲜事记下来。

他把这些故事写成稿件往各地报刊投，当稿件变成铅字印在报纸上，他能高兴地原地走好几圈。

从第一篇印着“大陈岛”三个字的报纸被谢明周小心翼翼剪下来贴进本子里开始，这个习惯就再也没停下来。

那时候工资不高，谢明周每年要花不少钱征订全国各地的报纸。出差去椒江第一件事，就是跑邮局找新到的报刊。

1959年，谢明周和同为垦荒青年的女孩在海岛上成了家。1963年谢丹红在岛上出生，这个在海风里泡大的孩子，从小跟着父亲在岛上漫山遍野跑，也看着父亲的剪报册一年比一年厚。

谢丹红的记忆里，她的整个童年，都刻着大陈岛的印记。

“那时候家里住的是畚斗楼，踩进去就是泥土地。全岛的人几乎都互相认识，邻里之间端着碗就能串好几家门。”谢丹红说，岛上没有什么像样的玩具，春天摘野草莓，夏天掏野果，秋天捡山枣，冬天在避风的石屋里烤火，一年四季的野果子换着样吃。穷是穷，却满是踏踏实实的幸福感。

交通是岛上所有人记忆中的难题。那时候进出需要先乘坐小渔船，再换乘交通船，能见度差一点就不开航。夏天台风天封航十天半个月是常事，冬天北风刮得浪头拍上岸，船连码头都靠不了，一年里有大半时间无法通航。

后来岛上慢慢有了学校、邮电局、气象站和卫生所，可遇上急病重病，还是得冒着风浪坐船往椒江赶。

谢明周在大陈岛上一待就是一辈子，直到1995年前后办完退休手续，才随家人回到椒江城区。

可人离开了大陈岛，心还拴在那片海面上。每年的报纸征订清单里，永远少不了和大陈相关的报刊。不管是《人民日报》上关于海岛建设的短讯，还是地方小报上一篇写大陈岛春节的小通讯，他都要仔仔细细剪下来，压平了贴进册子里，连边角都不肯折一下。

“大陈岛常年潮湿多盐，太阳一晒报纸就容易发黄发硬，我父亲特意找来了结实的铁皮箱，把所有剪报都锁在里面。遇上连续的晴天就搬出来通风晾一晾，生怕纸张受潮霉烂。”谢丹红惋惜道，有几册早年的剪报没保存好，纸页碎成了片，谢明周戴着老花镜，用浆糊一点点粘回来，一边粘一边叹息。

从1956年到2025年，整整七十年的时光，谢明周攒下的二十几册剪报，几乎就是一部大陈岛的当代建设史。

这里面有《大陈岛的建设者》《把青春献给大陈岛》这样的长篇通讯，也有“大陈镇抢修浪通门大坝”“大陈岛开通程控电话”这样的短消息，甚至还有当年歌舞团演出的节目单、以垦荒队员为背景创作的电影剧本。不少当年的小报早就停刊，这些带着油墨香的纸页，成了独一份的珍贵资料。

谢丹红说，父亲常跟家里人念叨，收集这些东西不为别的，就想给后人留点念想。

那时候垦荒队员们把青春全部奉献给了这片海岛，军民携手抗击台风、修建码头、开垦荒地的岁月，不能随着海浪冲没了。

前几年大陈岛的宣传越来越多，看到电视上、报纸上频频出现大陈岛的名字，谢明周抱着新出的报纸，坐在沙发上笑了好久。

而谢丹红自己的人生，也早就和大陈岛绑在了一起。

当年高考恢复后，她本来分配到椒江城区工作，接到组织通知的那一刻，她想起父亲常说的“大陈岛养出来的孩子，要回去建设大陈”。谢丹红转头就收拾行李回了岛，成了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登上大陈岛的大中专毕业生，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留在了那片她从小跑着长大的山海里。

现在接过父亲这二十几册沉甸甸的剪报，谢丹红说，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老报纸一页页整理好，让更多人能看见这些纸页里藏着的故事。

海风会吹走岁月的尘埃，可这些印在纸上的故事，永远不会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