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浙江大学教授徐永明在台州市图书馆开讲，漫谈元末明初的文人。其研究和结论，不无借鉴意义。

　　元代文人群体主要分南北两大区域。北方以北京为中心(四川是一个小中心)，南方以南宋故都杭州为中心。北方文人分布较散，总量也不如南方的多，南方文人集中于江、浙、赣，其中，浙江籍文人最多。

　　元朝中期恢复科举制，一度让南方士子产生好感。但是，元朝内部宫廷斗争激烈，科举选材不明显，让汉族士子十分失望。

　　到了元朝末年，绝大多数汉族文人不愿与朝廷合作，给官也不要。一些当过元朝的官的文人还为其他文人所不齿。

　　元延祐二年(1315)，元朝恢复科举制后，元代“儒林四杰”之一的黄溍(1277-1357)考中首批进士。但是，到了元至正(1341-1370)初年，他多次辞职，并且未办手续就返回故里；朝廷不批准，派使者把他追回来。直到至正十年(1350)，皇帝才允许他退休。

　　元至正三年，朝廷修撰辽、金、宋三国史，聘请张枢为长史，他坚决推辞。至正七年，朝廷征他为翰林修撰兼国史院编修，他又推辞不赴任。使者强迫他上路，走到武林驿时，他称自己生病了，赴不了任，又回来了。

　　因为守节成功，张枢受到南方文人群体表扬。

　　至正九年，黄溍高徒宋濂因为元朝大臣推荐，被朝廷聘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宋濂借口父母年老，需要照顾，自己不敢远离父母，坚持不赴任。

　　当时南方文人主要分两个圈子，一个是浙东文人圈，一个是吴中文人圈。黄溍、张枢、宋濂等人都属于浙东文人。

　　这两个圈子的共同点都是不愿与元朝廷合作，然而，它们之间的差异更大。

　　在生活方式上，浙东文人道貌岸然，洁身寡欲；吴中文人则享受生活，亭台楼阁，歌舞书画，应有尽有。比如吴中文人顾德辉，家庭豪富，建筑的玉山草堂，不仅有亭园池榭，书画图史之富，而且群姬狎坐，歌舞娱人，是吴中文人理想的追欢逐乐、宴集赋诗之地。玉山草堂的景点，有钓月、可诗斋、读书舍、种玉、君子亭、小游仙、春晖楼、书画舫、听雪斋等几十处，歌姬有翠屏、素真、琼花、小瑶池、小蟠桃、金缕衣等十多个。

　　在政治态度上，浙东文人比吴中文人更有热情和抱负。浙东文人深受宋理学影响，关心政治，关心现实。比如在金华，朱熹、吕祖谦、陈亮、唐仲友等南宋理学大家，开宗立派，传承有序，影响深远。吴中文人对政治相当冷漠，耽于耳目声色，溺于诗画艺术。

　　在创作上，浙东文人对历史问题、社会问题以及个人操行节守等严肃的题材较为关注。吴中文人则更多的是宴饮唱和，表达自我感受。

　　从我们现在的视角看，浙东文人比吴中文人更有担当。但是，从艺术成就上看，吴中文人比浙东文人更高。已故的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认为：“在元末明初的文学作品里，对自我的肯定，或者说对束缚个性的反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最有成就的诗人就是杨维桢与高启。”这两人，都属于吴中文人圈。

　　元朝廷让文人失望，元末起义军却让许多文人看到了希望。为了一统天下，各路起义军首领也越来越意识到文人谋士的重要性，他们礼贤下士，才华之士都被收于麾下。

　　起初，朱元璋也是礼待文人的。至正二十年(1360)，他就专门聘请浙东四先生来南京辅佐他。

　　平定天下后，朱元璋即着手修元史。修史者，主要就由浙东文人和吴中文人组成。浙东文人宋濂、王祎为总裁官。

　　但是，在《元史》修好后，朱元璋变脸了，许多功臣被整死。

　　其实，既定天下之时起，朱元璋对文人就不如之前客气，许多功臣和在野的文人下场都很惨。许元，在朱元璋准备登基之时辞职，被逮捕死狱中；高启，因魏观事，被腰斩；王彝，因魏观事，被诛于南京；徐贲，犒劳军队不及时，下狱死；吴沉，因被人谗，下狱死……

　　宋濂与次子宋璲、长孙宋慎同朝为官，对朱元璋忠心耿耿，做人做事都小心谨慎，也没能逃过朱元璋的魔爪。洪武十三年(1380)，因宋慎涉胡惟庸案，宋慎和叔叔宋璲被杀。宋濂原本也在被杀者之列，幸好太子和马皇后先后求情，才免于死。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宋濂一族被贬至四川茂州(现茂县)，他本人也在去茂州的途中病逝。

　　有一种说法认为，朱元璋怕自己被文人玩弄，才对文人采取高压态势，动不动就杀头的。据黄溥《闲中今古录》记载，平定天下后，朱元璋有意重用文臣治理国家，那些战功赫赫的武将不答应，劝他应该提防着点文人。武将们说，张士诚原名张九四，对谋臣儒士厚礼相待，他请这些饱学之士为自己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大家给他取名士诚。朱元璋说，这名字挺好啊。武将们接着说，《孟子》里有句话就叫“士诚小人也”，张士诚哪里知道这层意思呢。

　　听了这番话后，朱元璋之后看章奏文章，就经常生疑，文字狱随之多起来。

　　天台人徐一夔，因贺表里有“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一句，被朱元璋解读为“生”是“僧”的谐音，“则”是“贼”的谐音，于是被杀。来复，因歌颂朱元璋的诗中有“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的句子，被朱元璋认为“殊”是“歹朱”的意思，于是被杀。山东按察司副使张孟兼，因举报山东布政使吴印违法被杀。吴印曾是和尚，因受朱元璋赏识而被提拔从政。他害怕张孟兼举报，反过来诬陷张孟兼欺侮同僚、不能容人，向朱元璋诉委屈。朱元璋也曾当过和尚，断定张孟兼妄自尊大，不怀好意，杀了他。

　　看到大批有识之士死于非命，茹太素(官至户部尚书)曾上万言书，直言“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结果被杖责。后来有一次，朱元璋赐酒给他，半开玩笑说：“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茹太素只能顺着话说：“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再后来，茹太素因詹徽事，连坐，也难逃一死。

　　明初百年，文化萧条，与朱元璋打压大批文人有直接关系。

　　属于浙东文人圈的绍兴诸暨人戴良曾在元朝政府当官，入明后，隐居不出。他周边许多朋友都到明朝政府当官了，跟他保持联系的很少。好朋友宋濂在朱元璋一统天下后，也跟他几乎断绝了联系。回顾自己的一生，他在《投知己书》中不无感慨：平生与卿相士大夫交往不少，许多都是互相欣赏文采、称兄道弟的文友。无事的时候，大家以生死兄弟相称，一旦遇到小变故，有些朋友马上变脸，拂袖而去；有些朋友变得像仇家一样，落井下石；至于装作不认识，不但不帮你说一句话，反而附和他人说你不好的，比比皆是了。

　　这段话，虽然是戴良的个人感受，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明初文人的心态。

　　在高压政治态势下，文人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宋及之前文人，心态开放，人格高扬；明之后文人，尊严常常被践踏，人格越来越卑微。这是元末明初文人心态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