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有种阻我来内地”让杜汶泽成了网络热门人物，不少网友近乎同仇敌忾，发起抵制行动，一些艺人也跟进声讨，事件一再升级。由网络发起的抵制甚至封杀艺人不乏先例，此次事件的巨大影响让人惊异，针对网友为何反应如此激烈，如何看待抵制行动，各方展开了辩驳。

　　抵制是自然的，抛开具体语境，“内地网民自以为是，没多大本事”这样的表态肯定会犯众怒。当事人可以认为自己只是针对一部分人，可一旦这样的发言成为公共议题，起码从情感角度看，围观者无一例外将自己视为地域歧视对象。看看以往发生在网络的论战，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或发言，一旦夹杂着地域歧视，网民参与论战的激情往往异常高涨，多少人不经意间完成了身份代入，将自己设想成受害人。

　　其实，网民不仅对地域歧视敏感，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网民议事能力也有所提升，一种典型的状况是，日常中的批评如果过度发挥，伤及无辜，围观者很容易察觉到批评中的逻辑漏洞，并据此展开回应。前段时间，一位财经评论员针对草莓音乐节场地垃圾遍地的状况发表看法，认为“听草莓音乐节的这辈摇滚青年中的大多数，家教恐怕欠好。他们的父母大多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上纲上线的批评，将部分人的作为引申为一代人的原罪，即便不是音乐节的乐迷，恐怕也会感到不满。

　　网民发起抵制杜汶泽，无论从逻辑还是情感上都是恰当的反应，在公共话语空间，尊重与宽容不仅是一种胸怀，还是表达素养的体现。过去不乏名人发出不当言论的例子，当事人往往为此付出了代价，莎朗斯通为汶川地震的不当言论道歉；近来因种族歧视的录音，NBA快船队老板更是面临巨额罚款的处罚。它们都是“祸从口出”的典型例子，对比这种极端案例，针对杜汶泽的惩罚可谓轻飘。

　　即便如此，有人还是基于文化差异，认为不该反应过激，这种有意淡化矛盾息事宁人的做法可能显得务实，而客观地说，伴随着抵制行动，的确也给人一种抵制者自我矮化的印象，“互相串联着抵制，变成了批判的武器，反倒显得自己狭隘。”有人分析，此次抵制行动彰显的网民情绪，还受到此前“一泡尿”事件的影响，网民的反应也有着非理性的成分。另外，就抽象的歧视现象，其实早就有学者分析认为，本质而言它只是意味着“区别对待”，是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

　　即便是网络这个虚拟空间，也容不得太多的暴戾，上述声音有利于缓和当事人和批评者双方的矛盾，有理由相信，在抵制、封杀长期被滥用、被扩大化的当下，它们的确充满了理性气质。不过，让杜汶泽们付出一定的代价或许也是必要的，它让那些参与公共表达的个体，尤其是名人们，学会如何表达自己的态度与立场，而这，显然是在互联网和平共处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