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摸着“徐天宝”几个字，87岁的徐秀花控制不住泪水，把头靠在墙上，紧紧贴着名字大哭：“终于找到你了，你知道吗？爸爸，我好想你……”

　　2018年3月26日，浙江省临海市上盘镇沙基村87岁的村民徐秀花来到红岩村。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坐动车，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来重庆，第一次来红岩村。

　　这个地方，她已魂牵梦萦了多年。

　　在红岩公墓前，徐秀花像个孩子一样放肆地哭出声，叫出那个在梦中一次次呼喊过的称呼：“爸爸！”

　　父母最后一次相见是探监

　　3岁以后，徐秀花就没有再见到过爸爸，在妈妈王小女的描述里，在徐秀花的心目中，爸爸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千字文，不但品质淳朴正直，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1926年，18岁的徐天宝在浙江临海参加国民党部队，后去海门(浙江台州市椒江区旧称海门)至上海的“孙中山号”货轮当保安。因为经常往返两地，徐天宝便从上海带来花样、丝布及花线，交给同村妇女绣花，再将绣好花的丝布带回上海去卖。在父亲的操持下，家中生活安乐，幼年的徐秀花隐约记得父亲抱她的双手有力而温暖。

　　1934年秋，徐天宝当班的货轮被警察查出藏有违禁物品，他受到牵连被关进大牢。当时王小女已有六个月身孕，毅然从海门乘轮船赶赴上海探监。

　　见到妻子，徐天宝既惊喜又心疼，安慰她：“我正直坦荡，既然是被冤枉的，终究会洗清冤情回家。”分别时，王小女依依不舍地回头看丈夫，徐天宝笑着对她挥挥手，示意她放心回去。王小女后来无数次对女儿说，要早知道后面发生的事，当时一定会多看丈夫几眼。

　　“不打败小日本绝不回家”

　　半年后，徐天宝从上海转押至安徽，1937年给家里来信说，抗战爆发，监狱没人管，遂随其他犯人逃出，在安徽跟着一位老先生教书。因为怕回来再次被抓，所以先在外面躲一阵子，伺机再回家。

　　到下一封信时，徐天宝说他已经到了四川，当了兵，生活艰苦，居无定所。但徐天宝在信中不忘叮嘱妻子：要让女儿有书读，千万不能给她裹脚。

　　又过了一年，徐天宝说自己当上了“小官”，请家里放心，回信地址是“四川省花龙桥乌岩嘴13号(音)”。

　　徐天宝(二排右三)参加南岳游干班的合影。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供图

　　“妹妹妻”，徐天宝在信中这样称呼妻子。读信时，邻居有时还要打趣一番，不识字的王小女就垂着头笑。

　　每个月，家里都会收到徐天宝寄自四川的书信，询问家人情况。徐秀花9岁那年，日本军舰进攻临海市上盘镇白沙岛，炮轰沙基村，妈妈带着她逃到山上躲避。王小女也托人给丈夫去信说了日本人进攻之事，徐天宝回信叫她把以前所寄信件都烧掉，防止被日本兵搜出，“知道家里有人在当兵要杀全家的，小日本已杀了好多无辜百姓。”徐天宝在信里还说，以后寄信给他时，外信封写“徐展华”收，内信封再写“徐天宝”，地址还是四川省花龙桥乌岩嘴13号门牌。

　　王小女赶紧把之前几十封来信付之一炬，她写信问丈夫，到底什么时候能回家。“不打败小日本绝不回家！”徐天宝在信中态度很坚决，告诉她全国都在抗战，自己现在不能离开，还说近日肠胃不好已做手术。

　　一封信和50大洋“抚恤金”

　　再后来，有几个月没收到信，1942年农历八月，终于又等到了信，但却不是徐天宝写的。信中说，徐天宝已在六月病逝。信没有署名，只写是徐天宝的朋友。

　　看到这个消息，王小女呆了几秒，把徐秀花搂在怀里嚎啕大哭。徐秀花记得，那段时间，母亲每天以泪洗面，梦里也在呼唤“天宝哥哥”，日渐消瘦。

　　当年农历十一月，又有自称徐天宝朋友的人寄来50块大洋，让王小女到浙江省海门银行领取，并在信内说徐天宝安葬在四川省花龙桥(实为小龙坎)×寺后面第×具棺材，棺材头上写有“徐天宝”。

　　王小女托人回信说，朋友给的钱不能要，如果是国家抚恤就会收，她请这位朋友告诉其姓名以便把钱退还，并希望得到徐天宝更多信息。那位朋友谢绝了退款的请求，来回推了好几次就是不告知姓名，也没有提徐天宝的具体情况，几次通信后便再无音讯。

　　为保护家人，王小女把来信也扔进灶台烧了。想去找丈夫，但兵荒马乱的，要怎么去找？去哪里找呢？

　　仅凭一个名字两张照片找人

　　王小女失去生活来源之后，便靠着给卖盐的商人称盐为生。虽然日子艰苦，但王小女依然遵照丈夫的话，让徐秀花跟着一位叫金若梅的先生读书，但由于战火蔓延，先生很快离开了村庄，徐秀花也没能再继续念书。

　　解放后，家里分了些田地，有了固定收入来源。徐秀花长大成人，便和母亲一起踏上寻亲之路。

　　解放初期，通讯闭塞，交通不便，要找一个人谈何容易？母女俩挨着找村、镇及县政府工作人员，询问是否有徐天宝的消息，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母女俩手里的线索，只有一个名字，徐天宝小时候读书用过的字贴，以及两张照片。一张是他在海门货轮上当保安时拍的，一张是在重庆当了“小官”后拍的。

　　“怕是在外面纳了二房不要你们母女了，才编了个故事”“估计是加入国民党逃去台湾了”这样的流言，徐秀花记不清听到过多少次，每次听到这些话，她就跑回家，背着妈妈悄悄地哭。

　　爸爸绝不是这样的人！徐秀花不信，王小女也不信。徐天宝之前的确加入过国民党军队，但后来对其失望至极，所以肯定不会再去了。母女俩猜测，他既然是当了小官，多半是跟随共产党干革命去了！

　　家里生活渐渐好起来，对父亲的思念却与日俱增。徐秀花也当了母亲，对这一份混入血液中割舍不下的亲情理解更深，“别人都有爸爸，我也有爸爸啊，只是不知道他在哪里，做梦都想着能再见到他！”

　　上世纪80年代，徐秀花给能想到的部门都写过信，包括北京党史办、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但仅凭一个名字哪能有什么结果，他们都给徐秀花回信表示无能为力。

　　孙女在网上找到“徐天宝”

　　1994年，徐秀花二儿子徐周盖专门来重庆摆眼镜摊，一边做生意，一边继续寻找线索。他去了渣滓洞、白公馆，一个个对照遇难烈士的名字，看是否有“徐天宝”。

　　在重庆待了一年多，人生地不熟，文化水平也有限，最后徐周盖还是失望地回到了浙江。

　　找徐天宝已成为全家人的一个心结。徐周盖从小听着外公的故事长大，找不到外公，一家人都无法心安。

　　1998年，王小女临终前拉着徐秀花的手，泪眼婆娑。徐秀花知道妈妈想说什么，只有含着泪使劲点头。

　　2015年4月，徐秀花的孙女徐雪琴上网时无意中搜到一篇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员的文章，里面提到的“红岩公墓”吸引了她的注意。在公墓埋葬的人员介绍中有寥寥数语：“徐天宝，浙江海临人，曾任第十八集团军驻扎渝办事处物资保管员。生于1908年，1942年夏病逝。”

　　“外婆快来快来！这个人和曾外公的情况好像哦！”听到孙女的喊声，徐秀花放下手中的活，赶紧跑过来。

　　“徐天宝，浙江、重庆、1908，1942年……”和爸爸的基本情况完全对得上！徐秀花呆呆地盯着电脑屏幕，一句话也说不出，全身颤抖，眼泪刷刷地流，“是爸爸，是爸爸，这肯定就是爸爸！”

　　这时她们才知道，在重庆，有一个叫红岩村的地方，在“村”里的公墓里，埋葬着当时在重庆病逝的周恩来父亲周懋臣，邓颖超母亲杨振德，被叶剑英称赞为“我们党的骆驼”的原上海局书记黄文杰，原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南方局秘书、周恩来英文秘书李少石等13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逝世的革命者以及家属的骨灰，其中一人就叫徐天宝！

　　徐秀花一连好几天都睡不好觉。睡醒了就笑，笑着笑着又哭。“两山环抱，满目青翠，四季常绿……”这是网上描述红岩公墓的句子，她让孙女完完整整念了好几遍，她想了又想，父亲长眠了七十多年的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不能等了，赶紧去看你们的外公！”徐秀花让三个儿子做了两件事：一是把徐天宝的照片拿到相馆放大，二是买了三张去往重庆的火车票。

　　怎么证明，这是一家人？

　　2015年的清明节，徐秀花的大儿子徐吕崇、二儿子徐周盖、三儿子徐后升带着白菊花和水果，第一次来到红岩村，来到红岩公墓。

　　徐天宝！看到公墓上这个名字，三个大老爷们眼泪止不住地流。按照家乡风俗，三人在墓前跪下，拜了又拜，拍了照片传给徐秀花。

　　接着，三兄弟找到纪念馆工作人员，自豪地告诉他们，“我们是徐天宝的外孙！”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认真听了他们的描述，但仅凭一张照片，无法证明三人和徐天宝有关系。

　　工作人员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们遇到过太多前来冒认的“亲戚”。

　　怎么证明？三兄弟傻眼了。馆藏史料中并没有徐天宝个人详细档案和照片，只有叶剑英、童小鹏、薛子正、刘澄清等四人个人的档案和一些图书中对他有零星记载，而他们家中的信件都已烧掉，除了两张照片，什么也没有！

　　从重庆回到浙江，三兄弟心情很复杂，以为可以给翘首以盼的母亲徐秀花带来好消息，但寻亲之路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徐秀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怎么证明这就是爸爸呢？之前所有通信的信件都被烧掉了，认识父亲的人也都已过世。

　　2017年5月的一天，徐秀花偶然翻到一封信。那是上世纪80年代，母亲王小女向当时的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查询徐天宝下落，对方回复“查找无果”的信函。徐秀花委托三个儿子给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吴绍阶写信，说明了寻亲情况，并附上了这封信。

　　2017年10月至11月，文物征管部蒲勤和研究部刘英先后赴湖南省档案馆、衡阳市南岳区文物局、浙江省临海市民政局以及徐秀花出生地上盘镇沙基村等多地采访、查证。

　　“后来找到的这封信非常重要。”蒲勤表示，这充分证明，这家人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徐天宝”，假冒的可能性非常小！

　　点滴还原徐天宝的生平

　　在寻访过程中，工作人员偏重于对史料存在的疑点进行考证。

　　徐天宝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要从事后勤物资保管工作，因工作琐碎、保密等原因，史料极少。好在他参与过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共同举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工作人员决定从这里入手。

　　在档案“训练班名录”中，第二期中共人员有叶剑英等11人，其中就有徐天宝，当时的记录为“级职准尉庶务，31岁，籍贯浙江海临，原任职务十八集团军教导队班长、特务长。”这也是目前查阅到最详细的徐天宝个人档案。

　　1983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在原红岩革命纪念馆(现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建造红岩公墓，墓碑上篆刻徐天宝生平是“浙江海临人，曾任第十八集团军教导队班长及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物资保管员。生于一九零八年，一九四二年夏病逝。”档案记载姓名、年龄、籍贯、职务与红岩公墓上篆刻的生平完全吻合，可初步推断，墓碑生平应源于此份珍贵档案。

　　然而，当他们赴浙江调查时，却发现只有临海没有海临，为何原始档案上会出错呢？

　　据档案记载，1939年2月10日，叶剑英率八路军教官等三十余人去南岳游干班工作，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军委会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名录》里记载的第一期名单只有叶剑英、周恩来等七名中共人员，没有徐天宝。而在《衡山文史资料第2辑》有这样的文字：1939年2月，叶剑英同李涛五位教官和刘澄清、徐天宝(管伙食)、江竹筠(女)及警卫班一行，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到南岳游干班。

　　为何第一批名单中没有徐天宝的名字呢？

　　84岁南岳抗战专家曾灜州(其父亲曾汉藩是游干班第一期学员)解答了这个疑问：第一批名单中，国民党方面登记非常详尽，连伙夫、打字员全部一一记录在案。但中共方面，除周恩来以外，只登记了六位上校以上军衔的高级参谋，显然是出于安全考虑。

　　据考证，在人员资料中，李崇被登记为李伯崇，谢正平被登记为谢景平，徐天宝籍贯被写为海临，这些“误差”原来都是中共在抗战时期保护干部采取的有效措施。

　　而关于红岩迁墓的问题，据档案中童小鹏的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在重庆先后有十多位同志和家属逝世，当时均安葬于小龙坎伏园寺饶国模划出的一块墓地里。1958年，周恩来派童小鹏回重庆，取出这些同志的遗骨火化，就近树碑集体深葬。后来因为地貌变化，该深葬处逐渐成为水田，所树石碑几乎被淹没，于是，1983年，市人民政府将其骨灰集体移往红岩，建造红岩公墓安葬。

　　去年11月，经多方印证，确认红岩公路埋葬的徐天宝就是徐秀花寻找了75年的父亲！

　　终于盼来见爸爸这一天

　　得知确认徐天宝身份的好消息，徐秀花全家都沉浸在幸福之中。对徐秀花来说，不仅找到了爸爸，而且爸爸还是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的革命者，她感到无比高兴和自豪。

　　“今年清明节，我想去重庆看爸爸。”徐秀花告诉子女们她的想法后，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商议了很久，毕竟徐秀花已87岁高龄，不赞成她亲自来。但徐秀花一再坚持，“我不来看爸爸，怕这辈子都没机会咯……”听到这句话，孩子们订了六张来重庆的机票。徐秀花穿上新衣服，翻出她最喜欢的黑色尼帽，“要戴给爸爸看。”

　　3月24日，徐后升开车一个多小时把妈妈送到台州动车站，平时坐车超过3分钟都受不了的老太太硬是撑下来了，又坐了4个小时动车到上海，第二天坐上飞机来到重庆。

　　3月26日上午9：40，原定10点来红岩村的徐秀花一家提前了20分钟。小女儿徐玉娥说，“妈妈凌晨2点都没睡着，在床上翻来覆去很久，早上7点不到就起来了。”

　　刚到公墓，徐秀花挣脱了搀扶着她的女儿，几乎是扑到墓前，眼泪不住往下掉，“爸爸，我是秀花，来看你了……”她像个孩子一样哭着，跪在墓前，给父亲一连磕了三个头。

　　徐秀花不知道爸爸喜欢吃啥，就准备了妈妈生前最爱吃的梨、蜜桔，还有草莓、火龙果。出发前，大女儿徐美兰亲手做了20多个青团，徐秀花在墓前轻声说，“都是家乡的味道，爸爸，你尝尝，好久没吃了吧？”

　　走到大理石碑刻墙前，用手抚摸着“徐天宝”几个字，老人再一次控制不住泪水，把头靠在墙上，紧紧贴在名字上，呜呜大哭，“终于找到你了，你知道吗？爸爸，我好想你……”

　　“今天对我们全家来说是最幸福、最重要的一天。”徐秀花说，75年来，就是盼着有这么一天。

　　一个多小时里，徐秀花又跟着红岩村讲解员，参观了爸爸曾经工作过的办公室，曾经运动的篮球场，吃饭的厨房……老人一直红着眼眶，但带着幸福的微笑，她睁大眼睛，把一幕幕记在心里。

　　“今年是徐天宝逝世75周年，徐秀花家四代人的寻亲之路，在红岩这片热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吴绍阶说。

　　五大线索印证徐秀花徐天宝父女关系

　　1、红岩地址。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办公就在当时的四川省重庆市第八区化龙桥正街红岩嘴13号。

　　徐秀花根据幼年时听亲戚读音的记忆，加之浙江话发音有所不同，一直听成“四川省花龙桥乌岩嘴13号”。1945年，红岩嘴改为红岩村，之后13号门牌也不再使用。1997年重庆市直辖。

　　因此有关红岩地址基本一致！

　　2、通过照片的比对。徐秀花提供的两张照片原件与1939年4月10日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合影第二排右三站立者脸型、眉眼极其相似。经考证徐天宝参加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时间以及相关史料，徐秀花父亲徐天宝和红岩公墓徐天宝应为同一人。

　　3、籍贯对比。从徐秀花口述中，王小女与被称为徐天宝朋友的几次通信，可以确定，当时八办的工作人员知道徐天宝家人和详细的通讯地址。而后期墓碑上的籍贯出现错误，可能是原红岩革命纪念馆在迁墓考证工作中的疏漏。

　　4、参军细节。徐秀花提供的父亲当年去往四川参军的时间与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筹备时间一致，都是1938年。

　　徐天宝给家人的来信只说了去四川参军当了小官，未告知参加共产党，与当时我党的纪律相符。而写信让爱人烧毁书信，以及在寄信信封上写假名字，内附实名，是为了保护全家人的安全，也是当时的革命形势所要求。

　　5、病逝信息。徐天宝病逝于1942年夏，与徐秀花回忆收信时间农历八月基本一致。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一直以朋友身份和她通信，并寄上50大洋抚恤金，不告知其真实的情况，与当时党的工作惯例相符。

　　徐天宝原土葬于小龙坎伏园寺，与徐秀花口述四川省化龙桥×寺后面第×具棺材基本一致。只是后期迁墓，家人不知情，以致错过最佳找寻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