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网友发帖，曝广西阳朔官员石宝春获刑十年未坐一天牢，借“保外就医”名义逍遥狱外。事件持续发酵，直至7月8日，石宝春被收监，17万元脏款被追缴。

　　从以往曝光的类似案例看，保外就医很容易成为罪犯逃避牢狱之灾的障眼法。其背后的审批流程过简、监管不力、执行不严导致保外就医屡屡走样，反而违背了该制度人文关怀的初衷……

　　打“保外就医”的主意逍遥“狱”外

　　10年监禁未服刑一日，石宝春并非个例

　　首先要谈谈“保外就医”的初衷，它是指被判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或拘役的罪犯，因患严重疾病，经有关机关批准取保，在监外医治。

　　这属于监外执行的一种，保障了监狱里的罪犯接受治疗的权利，本来国家是给予犯人的一种制度关怀，也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尊重。

　　不过，恰恰这种“善”念被不法之人钻了漏洞，2009年广东江门副市长林崇中因为受贿判刑10年，不过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判决当日林崇中就直接从法院回家，每天泡茶楼、开宝马、住别墅，此后媒体才曝出是其买通了看守所长和医生等人，违规违法办理的“保外就医“程序。

　　在民众的固有认知中，让判刑罪犯离开监狱服刑，无异于让其逍遥“狱”外，尤其当罪犯身份特殊，人们更倾向于猜疑保外就医成贪官“特权通道”、“越狱密道”。

　　曾有律师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获刑官员一般都是职务犯罪或经济犯罪，没直接受害者紧盯着。” “如果他们保外就医低调些，被发现的几率极小。”事实上，这几年被曝光的几个案例中，罪犯在“保外就医”期间都是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太过“招摇”和高调。

　　这次报道的原广西省阳朔县国土局局长石宝春，在2010年7月因受贿罪被桂林市七星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自判刑之日起，他就没坐过一天牢。网友举证，2010年11月至2013年12月期间，石宝春不仅开车往来于桂林、阳朔之间，还前往柳州、河池、南宁、广州等地，甚至乘飞机前往山东和四川等地。今年7月3日，阳朔县公安局对此事通报称，除了南宁和广州两地，网帖中反映的石宝春去的其他地方都未请假，违反了暂予监外执行相关管理规定。

　　要清楚，保外就医造假案，不能单凭罪犯高调脱管行为被曝才获查。如果保外就医一再成为罪犯投机取巧、逃避制裁的制度后门，被判贪官逍遥狱外，犹如让反腐的重拳打在了棉花上，消释的不仅是反腐成果，更有法律的公信力。

　　“保外就医”制度本身已经走样落后

　　既因立法不完善，也因审查不严，事后监督更有局限性

　　从古至今，再严密的制度都有需要完善的空间，这点从近年来的《刑诉法》修改、《宪法》修订等方面已经显现。

　　目前，各地监狱办理保外就医的依据，主要是1990年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及其附件《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办法中指出“保外就医的病残由监狱、劳改队、少管所医院进行，未设医院的，可送劳改局中心医院或者就近的县级以上医院检查鉴定”。这种执法系统内部的自我鉴定、自我审查，缺乏外部监督，容易产生腐败。

　　而目前媒体报道出来的诸多极端案例，也是在1990年后发生的，尤其集中在2000年附近，这点似乎已经引起了中央部委的关注。

　　2013年，国家多部位正式实施的新《刑诉法》对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程序进行了修改，加强了检察机关对监外执行的监督。最高检日前也制定了《关于对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实行备案审查的规定》，制度漏洞得到填补。

　　不过，即使在修改后，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事后监督效果不好，有其局限性，如果有事前监督，能从一开始启动行政审批程序，严格审查，将会事半功倍。”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美国联邦刑事辩护律师协会(NACDL)会员张青松在接受浙江在线记者采访时说，权力越集中，越容易产生腐败。

　　他认为，行政审批程序的启动伊始，就应有第三方介入，比如，法院审查，可由检察院或监狱提出反对意见，这种三角形的程序审查方式，才能有效遏制保外就医走样。

　　　“保外就医”违法后追责困难，造假不受司法追究

　　钻漏洞违法成本低廉，保证金交纳比例较小促违法现象屡现

　　在修订上位法《刑诉法》后，根据最新规定，被判刑的人确有疾病需要保外就医，仍可以监外执行。

　　但是，保外就医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首先，罪犯如需保外就医，应由监区讨论通过、报狱政科审查、初审同意后，进行病残鉴定；其次，罪犯的疾病鉴定，应由监狱派人带领罪犯到省人民政府指定医院进行。医院应该根据罪犯的病情组织有关科室医生成立3人以上鉴定小组、负责出具鉴定文件、并诊附诊断书、辅助诊断等证明文件、在鉴定文件上签字盖章。第三，呈报保外就医之前，监狱应征求罪犯家属所在地公安机关意见、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回临行。对罪犯保外就医必须有担保人。

　　最后，监狱接到罪犯被批准保外决定后，应及时通知担保人、担保人向监狱交纳保证金后办理出监手续。

　　不过，要注意的则是，虽然修订了《刑诉法》，但违法成本低廉则成为了“漏洞”的源头，比如，根据《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病残鉴定由监狱、劳改队、少管所医院进行，未设医院的，可送劳改局中心医院或者就近的县级以上医院检查鉴定”。

　　刑法中的伪证罪，只惩罚在“刑事诉讼中”医生出具的假鉴定，但对于在审判之后的保外就医中的造假者，尚未有法律规定。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为保外就医，给医生红包，让其做虚假鉴定。

　　但作假者河源市人民医院大内科主任蒋爱忠，医务科原副科长张明杰，至今未受司法追究，仍在正常行医。这种极地的违法成本，终究引发了违法根源。

　　其次，国内外都具有“担保金”的项目，但相对于国外，我国担保金比例极地，国外司法担保金甚至一度达到上千万，我国5000元即可担保出狱。

　　环环相扣的执行环节，一旦出现“变通”或不执行、交付与执行脱节，事后监督不力，执行机关相互推委的情况，“监外”罪犯就会处于脱管状态。当监狱系统的限制手段，未能在社区获得承接和转化，出监后的犯人，便很少再受到相应的制约。

　　给“带病”的保外就医要开“透明”良药

　　审查条件更严、更重，执行程序公开，公开听证

　　截止今年5月底，全国检察机关已发现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线索188件，已建议将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247名罪犯收监执行，其中副厅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18人。同时，立案查处相关职务犯罪案件30件40人，此外，全国检察机关监督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5774人。

　　而令人更大跌眼镜的则是广东省的“纠正率”，在2008年广东省核查纠正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专项行动中，单省共纠正脱管漏管罪犯2951人，纠正率高达80%，由此可见整个“保外就医”环节已经几近“溃烂”，其问题的严重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而从现行的程序设计来看，无论是"对外公示"还是"判决文书网上公布"，都还只是针对假释和减刑案件，而对于保外就医等监外执行，却缺乏明确的规定。

　　要抑制违规保外就医现象的发生，专家们提出不少建议，有从不断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着手的；也有提出在执行环节，要进一步推动司法公开，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互通信息，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沟通，协商解决，密切配合，防止脱管漏管现象发生；在监管环节，对拟保外就医的罪犯进行公示，以便公众和检察机关进行监督。

　　此外，在执行和监督程序上，加大事后惩戒力度，凡是参与合谋骗取保外就医的人员，均以律治罪，加大违法犯罪的成本。只有加强公开听证意识，公开透明、严格执法，才能有效堵住“保外就医”的制度性漏洞。在大多数民众的固有认知中，容不得判刑人员在狱外服刑。石宝春被收监，首先还是要查明是否确属保外就医，如果由于审查不严、执行不当，造成保外就医走样，需严惩罪犯、严查相关渎职者、作伪者，让其付出相应代价，承担事发风险，不让保外就医成为罪犯逍遥“狱”外的变通渠道。>>阅读全文

　　如果获刑官员不坐牢，无异于违法零成本，就会鼓励官员前腐后继继续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