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醒：4月28日，在新疆喀什市公安局乃则尔巴格派出所视察工作的习近平总书记，借用明代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打倭寇的故事鼓励民警。

　　“看到你们的长警棍，我不由想起明代时戚继光训练怎么打倭寇。他就地取材，把毛竹削尖，很长，5人或7人一组。先用毛竹竿挡住倭寇，使他们近不了身。盾牌兵再上去击杀，非常有效。我们也要有好的兵法和有效的武器。”

　　他提到的戚继光战法，在兵书中叫“鸳鸯阵法”。浙江义乌人运用得最好。

　　义乌是“戚家军”的肇始地，“义乌兵”亦是“戚家军”的绝对主力。这一颗历史火种，最终使义乌人缔造了令世人震惊的“义乌奇迹”——在小山沟里培育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戚家军”与“义乌小商品市场”

　　习近平曾长期在福建、浙江两地工作，对戚继光抗倭的历史故事了然于胸。他提到的“鸳鸯阵法”，是戚继光根据东南沿海地区多丘陵沟壑、河渠纵横、道路窄小等情况创立的，因形似鸳鸯结伴而得名。

　　“鸳鸯阵”使矛与盾、长与短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且阵形变化灵活，正好抑制住了倭寇优势的发挥。

　　戚继光率领的“戚家军”经过“鸳鸯阵法”的演练后，在与倭寇的作战中，百战百胜，经过8年多时间，基本扫平了东南沿海的倭寇。戚继光总结抗倭和练兵经验，写成军事著作《纪效新书》，成为我国古代十大军事著作之一。

　　戚继光抗倭以及与浙江的渊源，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不过，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作为“戚家军”绝对主力的“义乌兵”，与如今享誉全球的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竟有非常紧密的历史渊源。

　　这并非戏说，而是明清史研究专家、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学文经过潜心研究得出的结论。

　　“义乌兵”是“戚家军”绝对主力

　　嘉靖三十四年(1555)，28岁的戚继光从山东备倭南调至浙江任都司佥事，次年升宁绍台参将。在龙山所之役中表现出非凡的镇定和英勇，给浙抚(后升任总督)胡宗宪以很好印象。

　　嘉靖三十六年，遂调绍兴籍兵三千供戚统率抗倭。但是在实战中发现这些兵员并不理想，懦弱而畏敌。他痛感欲抗倭必须有一支自己组训的英勇善战的军队。

　　嘉靖三十七年(1558)，义乌发生外地矿徒与义乌人的大规模械斗，戚继光发现义乌人勇敢刚强，如果把这种斗志转移引导到抗倭斗争中去，定可胜敌。

　　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八月上书《议练义乌兵》：“其气敌忾，其习慓而自轻，其俗力本无他，宜可鼓舞。及今简练训习，即一旅可当三军，何患无兵。”胡宗宪接书后即批准其议。

　　嘉靖三十八年(1559)秋九月，戚继光至义乌招兵，并将这招募到的4000名“义乌兵”训练成纪律严明、作战骁勇的劲旅，史称“戚家军”。此后，戚继光又数次到义乌招募新兵，前后共招募义乌兵2.6万人。

　　“鸳鸯阵法”所向披靡

　　义乌兵不同于奉命征调入伍的征兵，他们本是朴实的农民或矿徒，怀着报国之心。戚继光认为他们“性杂于机诈、勇锐之间”，因此很重视“立功名报效”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凡你们本为立功名报效而集。兵是杀贼的东西，贼是杀百姓的东西，百姓岂不是要你们的杀贼，设使你们果肯杀贼，守军法，不扰害他，如何不奉承你们。”同时注重军令纪律的教育，培养成一支遵纪守法的坚强军队。

　　在此二者基础上再施以阵法战术的训练，注重练手练足，尤重练心。“练心，则气自壮。”

　　同时，还须注意根据地形和敌情，创造了鸳鸯阵法，即《明史》所称“长短兵迭用”的击刺法。它的特点是“长短相杂，刺卫兼合”。

　　“鸳鸯阵法”让义乌兵在军营里第一次学会了互相配合、分工合作：以12人为一队，配以长牌、藤牌等防御性武器，以掩护自己，并配有狼筅、长枪等进攻性武器，短兵相接，每队有一名火兵(伙夫)居后。队列根据战事、地形可随时变换。

　　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率义乌兵赴抗倭前线。此后几年，戚家军又于台州、温岭、温州以及福建等地打败倭寇，名满天下。

　　解甲归田，游走“敲糖”

　　后来，分工与合作的习惯随着解甲归田的义乌兵回到家乡。回乡的义乌兵不习农务善游走，加上地少人稠，他们便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走街串巷去“敲糖”以谋生计。

　　这些可敲成小颗的红糖块也与义乌兵关系莫大。这种福建盛产的甘蔗随抗倭将士传回来，连紧邻的金华等地都没有，“敲糖”人故而广受欢迎。

　　越来越多农民在农闲季节加入“敲糖”队伍，换取鸡毛沤肥来改变当地酸性过重的贫瘠土壤，“敲糖帮”逐渐成长为义乌最重要的民间商业力量。

　　《义乌县志》记载：“清咸丰同治年间，糖担货舱增至妇女所需针线脂粉等小商品。抗日战争前夕，本县操此业的人数增加到数万，发展成为独特的行业——敲糖帮。”

　　货郎担远走他乡，最怕的就是势单力薄。由此，“敲糖帮”内部分工开始趋于合理分工，日渐紧密，成为了真正的“帮”。

　　义乌廿三里成为敲糖帮的中心，或名拨浪鼓之乡。他们以老路头为首形成商帮体制，下辖5-7个挑担，挑担之下有5-7个年伯，年伯之下有5-7个担头，犹似宝塔形的商帮组织。他们出门一般不带现金。

　　老路头是从宗族中推选出来，多是熟悉“敲糖”业务的老手，有组织管理的能力，从事管理、策划经营路线等事务。老路头本人不再从事贩销。挑担一般以一个村庄为主。年伯则是直接销售的指挥者，带领担头从事贩销活动。这种组织形式既有宗族性又有行业性，类似行会行帮组织。

　　陈学文发现，“敲糖帮”正是仿效军事组织形式。庞大的“敲糖帮”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各队“行商”所走线路均按实力统一划分，而各级“坐商”则分别负责垫付百货、途中设栈补货，以及最后回收所换回的东西。鼎盛时期，敲糖帮网络密布江南，活动范围南至广东、西至湖南、北到徐州。

　　放下“糖担”，走进市场

　　义乌的敲糖帮至民国时有一万余人，是一个庞大的商人群体，这种小商小贩活跃了义乌的小商品市场。

　　不过，随着货币资本的兴盛和战争的到来，以物易物的“敲糖帮”渐渐衰落，而建国后一系列运动则彻底摧毁了它严密的组织体系，“敲糖帮”严重萎缩，但远未“斩草除根”。

　　1980年，义乌县政府出于恢复当地传统民间商业的考虑，尝试性地再度颁发了7000余份《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敲糖帮”再次合法。“敲糖帮”的重生，实际上意味着计划经济时代“市场准入”禁区的悄悄开放。

　　“糖担”就这样越来越多，在义乌尚不合法的集市日益热闹。许多敲糖人放下肩上的货郎担，走进市场摆起小摊，小商品市场雏形初现。

　　1982年8月25日，义乌县政府、稠城镇、工商局三级部门成立的“稠城镇整顿市场领导小组”下发“一号通告”，决定在当年9月5日正式开放“稠城镇小百货市场”，地点在湖清门一条臭水沟。这是全中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

　　其后，随着改革开放深化，义乌市场逐渐成长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小商品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