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中央铁腕反腐行动中，一批大企业老总相继落马，引发社会关注。

　　因为中国特有的经济体制，大企业也多是国有企业。不过，从实证的角度看，大企业老总犯罪问题似乎是各国通病，不分国企还是私企。以美国为例。统计数据表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70%的企业老总犯罪，发生在42%的大型企业中。与之相比较，58%的中小型企业，其老总犯罪率仅占30%。

　　按一般经济学道理理解，如果企业给予老总的报酬较低，而企业效益很好，企业老总可能因心理失衡而从事贪腐活动。这一逻辑，也曾被中国经济学界在上世纪90年代广泛使用，以解释国企管理者犯罪现象。也因这一理论的流行，在后来的国企改革中，国企领导人的薪酬不断提高，不但与私企持平，甚至快与华尔街接轨。但事实证明，高薪并没有减少老总们的腐败行为。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美国。经济学家研究表明，与那些守法的企业高管相比较，因贪腐而走向犯罪的，往往也是所得薪酬最高的那部分人。

　　发生在2002年前后的美国大型企业丑闻最能说明问题。包括安然公司、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世界通信公司、英克隆生物制药公司等在内的23家巨型公司，均因涉财务丑闻而轰然倒地。这23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CEO)的平均年收益，高达6200万美元；而全美前300家大公司CEO的平均年收益为3600万美元。也恰是这23位企业高官，在公司丑闻被揭露出来的前3年，通过做假账等行为，从公司套利达14亿美元。而他们所在公司利润直线下降了5300亿美元，公司倒闭后导致16.2万员工失业！

　　为什么拿着最高薪酬的企业家，仍然会如此贪腐呢？社会经济学家亚历克斯·梯尔在其专门研究“越轨”行为的专著中，称这一现象为“特权偏差行为”。具体地说，这些手中握有企业生死大权的老总们，除了内心的贪婪致使对金钱的欲望永远无法满足之外，还有三个原因使他们铤而走险：

　　首先是权力的虚妄。按拉瓦拉等人的研究，在美国，大型企业高管不仅有经济权力，而且还有政治权力。他们的交往圈除了商界领袖，还有白宫官员和国会议员。每次总统与议会选举，他们更是候选人的游说对象，为候选人提供竞选经费资助。长此以往，使得这些企业高管们产生一种“幻觉”：实际掌控这个国家的是他们，没有用金钱玩不转的事，他们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其次是因公司过于庞大带来的“代理”问题。巨型企业的管理实际上是层层委托关系：股东委托董事会，董事会委托董事长，董事长委托总经理，总经理委托中层管理者……最终导致高层管理者几乎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尤其是结果脱节。加之他们对于“大而不倒”的自信，因此，他们的行为逐渐变得纯粹利己，而不是对股东负责。以《黑天鹅》一书而闻名的行为经济学家塔勒布分析说，在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规定，如果一个建筑师建造的房子倒了，导致房东死亡，那么，建筑师应被处死；导致房东儿子死亡，建筑师儿子将偿命。但在今天上市公司立法中，公司倒了，除非查出高管有贪腐等犯罪行为，否则公司高管不仅毫无责任，而且照拿高薪。

　　最后是政府监管缺陷。针对美国大企业高管犯罪，梯尔明确写道，“这些腐败的执行官是放松管制的产物，而这种商业管制在混乱中已经运营了20多年。”他举例说，在放松管制后，以下行为竟然是合法的：名义上把企业总部搬到海外以逃避税收，但高管们仍然在原地办公；一方面以压缩成本为由大量裁减员工，另一方面大量增加行政性支出；董事会内部随时可以决定提高薪酬，而无论企业经营状况如何。但是，平时纵容企业高管为所欲为的政府，关键时刻却来“秋后算总账”。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批评的那样，如果平时就加强监管，那么，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大公司丑闻；而如果政府关键时刻控制一下事态，不是搞集中清算，就不会有因丑闻暴露导致的全局性金融危机。

　　以上三点，又被经济学家称为“大企业病”。

　　美国经济学家分析的种种现象及原因，当然是以美国为样本。但至少也对中国有启迪作用。在中国，特大型国企老总，不仅有经济权力，还享受行政级别，经济与行政权力集中于一身，也容易带来权力的虚妄；与西方股份制企业一样，国有企业实际上也是委托-代理管理模式，企业老总也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再就是，因为强调企业自主经营，强调放松管制，国企老总的权力如何受约束，同样是个待解决中的问题。

　　正因此，我们也必须在查找出症结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改革大型国企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克服“大企业病”，最大限度减少高管腐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