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时节,在玉环楚门镇新民桥上漫步,楚门河两岸的美景尽收眼底:迎春花仍在盛放,与碧水、垂杨相映成趣。晚风吹过,樟树特有的清香扑面而来。枕水而建的新民小区沐浴在落日余晖中,人们或休憩、或谈笑、或嬉戏,怡然自得。
这个画面温馨又熟悉,只是孙登平再也看不到了。今年3月13日,积劳成疾的他抱憾离世,提前走完了恪尽职守、无私奉献、为民服务的一生,年仅54岁。
办起楚门最早的商贸市场——山北粮油副食品市场,建成玉环县规模最大的外来人员集中居住点——山北新民小区,再将一个穷村变成村集体经济年收入5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上万元的全市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时隔一个多月,对这位普通干部的追忆仍然无法停止。因为这份无声的怀念,早已浸透了山北村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停不下的陀螺村集体经济从零到年收入500万元
“登平这个人性子急,跟着他做事饭没得吃,做得慢了还要被骂。”回忆亡友,郑贤云用的是调侃的语气,神情却有些落寞。
郑贤云是村支委成员、新民小区党支部书记,与孙登平一起共事20余年。孙登平的脾气,也数他最清楚——遇事不拖沓,拿定一个主意,就一定要做到!
上世纪90年代初,山北村集体经济还是一片空白。30岁的孙登平大胆提议:在村民自留地上建副食品综合市场。经过一番努力,1994年8月底,副食品市场落成了,他又带着村里建起了粮油市场。如今,这两个市场的年租金高达80万元。
山北村地处城郊接合部,十几年前这里聚集了大量外来人员。当时县里也在鼓励各村兴建外来人口居住点,孙登平准备积极上马新民小区项目。
然而,这个想法立即遭到了反对,大伙觉得他不会算账:把地卖掉马上就能拿到钱,何苦要借钱盖房,况且谁敢保证房子盖好了就肯定赚钱?
孙登平的理由很充分:房屋租赁市场需求很大,而且也利于消除治安隐患、实现统一管理。在县里的支持下,他顶住了各方压力。一期项目起初设计是9幢,孙、郑两人重新测量后,决定造12幢,每幢8间。
“登平对工程管得很严,施工方在搅拌水泥的时候放了一种特别‘药’,能使水泥看起来非常黏稠,登平不肯,要求他们全部返工,再用大型水泥搅拌机进行操作。”郑贤云说,一期打桩的时候,孙登平清晨5点钟就赶到工地里浇水保养,为的就是不占工时,好让工程尽快完工。
“绿化怎么布置、种什么样的树、上哪买便宜的树,孙登平全都想好了。要盖公厕了,他专门跑到玉环南二路照样子仿过来;工程要结算了,他对结果有异议,专程请第三方重新审计,最后节省了近30万元。”郑贤云说,孙登平原本不识字,那几年硬把自己逼成了“土专家”。
2002年年初,工程进入扫尾阶段。农历十二月廿八,孙登平拉着郑贤云上街吆喝、贴小广告。忙到正月初二,总共才租出去5间。
“当时小区还是烂泥路,登平说,得赶紧做道路硬化。果然,到正月二十,房子就全部租满了。”郑贤云说,算上一期、二期在内,新民小区共有898间房子,住了2200多人,每年村里的租金收入近300万元。
辞不掉的书记他给村里挣了满墙的荣誉
与新民小区一墙之隔,就是崭新的村部大楼,共有5层7间,总面积近2000平方米。这也是山北村近年来一个重大工程项目。从前期选址、图纸设计到打桩、浇箍、装修,各个环节都凝聚着孙登平的心血。
浙江省“民主法治村”、台州市“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玉环县“先进基层党组织”……位于四楼的支部会议室里,挂着密密麻麻的奖牌。1996年至今,孙登平连续当了6届村支书,所以这些奖牌几乎都是他捧回来的。
新任村支书胡顺林坐定,望了一眼荣誉墙说,榜样在前面,吃力。
大学生村官给记者倒了一杯白开水,没放茶叶。楚门镇组织委员陈忠义说,一杯清茶待客,这也是孙登平留下来的“传统”。这些年来,到新民小区参观考察的客人络绎不绝,最多的时候一周有两三批,然而山北村始终是“零接待”。
2012年,村部大楼落成,从头到尾满打满算花了230万元不到,旁人看了无不啧啧称奇。而在这一年的9月和年底,孙登平先后两度感到肺部隐隐作痛,因为放不下工作,他选择了硬撑。
去年5月,他感到浑身乏力,再也无法坚持,终于肯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全身骨骼。
病情被瞒了下来,孙登平也没放在心上,只知道身体每况愈下、大不如前。去年6月、11月,孙登平先后两次找胡顺林谈话。“他说,‘我身体不好了,接下来的工作由你来接替’。”胡顺林当时一面点头,一面竭力遮掩情绪,心如刀绞。
11月6日,村里举行党支部换届选举,孙登平当时已向镇党委提出不再参选,却仍然坚持要参加会议。
从一楼走上五楼的大会议室,要登120级台阶。换做从前,孙登平上上下下搬运办公桌椅都不会喘气,但这一次却是举步维艰。“我扶着他上楼,他走两步又倒退一步,差点摔倒。”胡顺林说。
孙登平的意外出现,给这次选举带来了小小的波折。“他得票16票,票数很高,进入了候选人资格。”胡顺林说,这时孙登平站了起来,扶着椅子勉强走到会场中间,跟大家说:“我生病了,不参加选举了,请把我的候选人资格拿掉,谢谢。”声音嘶哑,细若游丝。
这是孙登平最后一次参加村里的会议,也是他第一次说出推辞的话。
忘不了的好人“穷书记”走后还欠着建房借的债
山北村的村民,但凡女满55岁、男满60岁,均可领取每月300元的养老金,每隔三年还可以外出旅游。
86岁的钟岭球是这项政策的受惠者之一。这个孤寡老人过去住在隔壁村碾米厂的仓库里,在孙登平的倡议下,村里给她盖了间砖瓦房,还帮她向镇里争取到每月470元的低保补贴。
孙登平与老人住得近,隔三差五就过来嘘寒问暖。家里的灯泡、水龙头坏了,孙登平会过来帮她换修,分文不取。老人一辈子无儿无女,在她心里,孙登平就像儿子。
一个多月来,每当钟岭球躺在藤椅上默想,就忍不住潸然泪下。
6年前,她在这张藤椅上突发中风,手脚瘫软无力,是孙登平借了钱送她去医院,并委托朋友在老人床前侍候了9天9夜。当孙登平的死讯传来时,老人痛不欲生。
熟知孙登平的人都知道,他很“抠门”。无论是建设新民小区还是后来的村部大楼,孙登平手里都攥着巨款,但从没见他请客吃饭。按照规定,村干部公事外出,每天都有20元的伙食补贴,可是这么多年,谁也没见他报销过。
村老年协会会长陈宝玉回忆,有一年自家的石棉瓦被台风打飞了,有人提醒他:台风损失可报村里补助,因为隔壁有个大爷已经去报了。等到陈宝玉喜滋滋地拿上票据去找孙登平时,却被后者沉下脸骂了一通,说是之前那个大爷跛脚,需要照顾,才给了补助。陈宝玉听了没有生气,反而心服口服。
孙登平也有大方的时候。2008年汶川发生地震,他个人捐款1000元,是全村捐得最多的一个。当时,孙登平的月工资是1300元。
邻村村民张彩花身患重度类风湿,长年瘫痪在床,因为没钱就医吃药,只能日夜忍受病痛折磨。当时镇里组织了“慈善一元捐”活动,其他村干部一般都捐100元,孙登平却含着眼泪,把兜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了,大约有五六百。
“登平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好,没有办厂,也没有副业,是个穷书记。”郑贤云说,2013年春节,孙登平一家终于住进了新房。可是直到他离世,建房欠下的10多万元债务还未还清。
出殡那天,按照楚门当地习俗,送葬队伍要在村里绕几圈。五六百名当地的村民和外来民工自发前来送行,长长的队伍望不到头,一直蜿蜒到山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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