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用一个字来描述陈玉一生的话，那就是等，等丈夫、等消息……从1941年开始一直到2012年。

　　今年的4月9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首次全面、完整地公布了日本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单，其中记录的温岭籍劳工，就干兰邦一人。

　　名单上的资料很简单，干兰邦，26岁，温岭县，几个字符简简单单概括了他的全部。在户口登记处，记者输入“干兰邦”，发现全国范围内都没有这个人。

　　记者随后打听到，在温岭白峰乡(今箬横镇彭林村)一带，有祖辈姓干的。联系了彭林村村委会主任陈桂清后，终于找到了干兰邦的儿子——77岁的干富财。

　　匆匆离别

　　来到彭林村村部，向前走几百米，可以看到一座石板桥。站在石板桥上，就可以看到绿色稻田旁的干富财家——前面是一栋两层高的小楼房，后面是一间破旧的砖头房。

　　“这是母亲生前住的地方，现在我和妻子住在砖头房里。以前儿子们还没有娶媳妇时，我就跟母亲挤在小木屋里。”干富财指了指房子说。

　　“父亲走时我才3岁，没有太多印象，关于父亲的事，都是后来母亲说的。”提起父亲干兰邦，他皱了皱眉头，努力回忆着。

　　1941年，干兰邦23岁，靠在家里做米面为生。一天晚上，天还不是很黑，干兰邦刚做好一批米面，正准备坐下休息。突然，房外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他小心翼翼地出门查看。

　　随后，外面传来阵阵喊声。

　　在屋内听到声响的陈玉(干兰邦妻子，当时21岁)，匆匆忙忙跑出门，早已不见丈夫的身影。从此，夫妻俩再也没有见过面。

　　一封来信

　　干富财说，母亲这70年，只能用一个“苦”字来形容。守了70多年的寡，把3岁的儿子拉扯大，做着男人才做的重农活。

　　“小时候种田收割都是母亲一个人完成的。我年纪小，帮不上什么忙，她常常要一个人挑几百斤东西，干一天活。以至于她到了四五十岁时，腰背都不是很好。”干富财说，“如果父亲没被抓走，或许家里的日子会比现在好，母亲也不用受这么多苦。”

　　因为要带孩子，陈玉出不了远门，要想知道丈夫的消息，只能去找村干部或是村里经常外出的人。虽然每次都等不到丈夫，但陈玉还是没有死心。

　　直到2006年的一天，家里突然收到一封椒江寄来的信，说有干兰邦的消息。那天，陈玉脸上洋溢着欣喜，一大早穿戴得整整齐齐，跟着儿子坐上了去椒江的车。

　　可往往期待越大，失望就来得越大。“你丈夫好像被输送到日本当劳工了。”政府工作人员这样回复他们。

　　70年等候

　　听说被强征到日本的劳工，从事的都是很繁重的苦役，平均5个人就会有1个人死亡。陈玉和儿子意识到，干兰邦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即使活着，也是远在日本。

　　从此之后，陈玉变得更加沉默，平时很少出门。

　　2011年，陈玉查出患有乳腺癌，这时她已经93岁，她没有听从子孙的劝说，放弃了治疗。

　　2012年的3月，陈玉把自己关在房间里7天，第八天早上家人去开门时，发现她已经躺在床上不动了，就跟睡着了一样，脸上带着微笑。干富财说，母亲终于能和父亲见面了，她死得很安详。

　　家人在整理遗物时，没有发现特别的东西，只有些许衣物。“太婆是把太公永远留在了心里。”孙子孙媳们对于太公没有任何印象，但在平时跟太婆的接触中，他们可以明显感觉到。

　　不少被抓的人逃了回来

　　村里和干兰邦认识的老人，大部分已经过世了，仅剩的几位也都将近100岁。王以达是其中的一位，今年97岁，跟干兰邦同年。提到干兰邦，他还是能回忆起一些，“印象中他高高瘦瘦的，长得白白净净。”

　　王以达说，1941年，那天晚上，他也在家中。“当时听说要抓壮丁，村里有些男人躲了起来。”他说，“后来听说大队里除了干兰邦，还有六七个年轻人也被抓走了。”

　　之后的几年，那天被抓走的男人陆陆续续逃回家，现在大部分已经过世。但是没有人再见到过干兰邦。

　　最后，他叹息着说了一句：“陈玉一个女人，真的不容易。”

　　-阅读延伸

　　二战中国劳工状告日企

　　首次在国内立案

　　今年3月18日，二战中国劳工及遗属状告日本企业一案在北京市一中院正式立案。这是此案在国内首次立案。

　　当天下午4点，中国劳工索赔案律师团律师康健和劳工代表召开记者会。88岁的劳工张世杰曾是二战中国劳工，也是案件中两位中国劳工之一(其他均为遗属)。据康健律师介绍，他们已经正式收到法院的立案通知书，同时法院还批准了他们提出的缓交诉讼费的申请。

　　案件的原告数量也从37名增加到了40名，劳工代表和律师团成员都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记者昨天下午联系了中国劳工索赔案律师团律师康健，他说，干兰邦的家属可以与律师团联系，对相关日企进行诉讼索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