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人说项”的佳话流传千年，这则藏着知己赏识的成语背后，是晚唐诗人项斯的人生传奇。项斯既是台州第一位进士，亦是“唐百家诗人”中的杰出墨客。从朝阳峰下枕石吟哦的悠然，到江湖漂泊中坚守儒心的执着，项斯的人生轨迹与诗魂，都藏在这段跨越千年的典故里。

提起“逢人说项”，世人总以为是杨敬之的一句赞叹，让江南士子项斯从无人问津到名满长安。可少有人知道，在杨敬之提出“逢人说项斯”之前，这位带着浙东山水灵气的诗人，早已在唐代文坛的角落里，凭借笔下真章，与张籍、姚合、郑薰、欧阳衮等结下了“诗友之缘”。

初入士林

项斯初到长安时，虽无显赫声名，但凭借着清新自然的诗风，悄然吸引了文坛的注意。如那时的张籍，已是“新乐府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其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乐府”，对后辈诗人尤为惜才。项斯曾将自己的诗作呈给张籍，诗中“青枥林深亦有人，一渠流水数家分”的江南野趣，让见惯了长安繁华的张籍眼前一亮。彼时的诗坛，或追求辞藻华丽，或侧重针砭时弊，而项斯的诗，像从浙东山水间采来的清风，质朴里藏着细腻，平淡中见出灵动。张籍读后颇为赞赏，不仅与他探讨诗艺，更在与友人闲谈时，提及这位诗风清新脱俗的江南士子。

项斯与姚合的交集，则多了几分“同道之谊”。姚合，作为“武功体”[注释1]的创立者，诗风清峭，与贾岛并称“姚贾”。项斯所著《山行》《晚春花》等作，恰合了他的审美，并在书斋中对坐论诗。姚合的这份赏识，并非口头客套，曾在多个场合都对人提及项斯，为他在文人圈层里攒下了最初的名气。

再遇知音

作为国子祭酒，杨敬之掌管全国教育，日常接触的诗稿不计其数，却对项斯的诗格外留意。或许是最初从张籍、姚合的闲谈中听闻这个名字，或许是在某次文人聚会中，无意间见了项斯的诗作，又或许是来自项斯循例投献的行卷诗稿。但无论最初的契机是什么，“几度见诗”都说明，杨敬之对项斯的诗，早已反复品读、心生认可。

当杨敬之见到项斯本人后，心中更为悦服，于是写下“及观标格[注释2]过于诗”的赞叹——见过了诗作的好，又欣赏其人品的端正，这份欣赏便从“爱其诗”升华为“敬其人”。也正因如此，他后来的“逢人说项斯”，才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神交已久”后，发自内心地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位才子的赤诚之举。

世人多记住杨敬之“逢人说项斯”的热忱，却鲜少细品其诗前两句“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中藏着的赏识脉络——这十四字不仅是对项斯的夸赞，更道尽了从“读其诗”到“识其人”的完整过程，也印证了项斯在“逢人说项”前，诗名早已在长安文坛悄然流传。

名动天下

有人说，没有杨敬之，就没有项斯的长安盛名。杨敬之“逢人说项斯”，更像是一束聚光灯，将早已在暗处发光的项斯，推到了更亮的舞台中央。而这束光之所以能照亮项斯，是因为项斯用多年的诗笔，为自己积攒了足够的“亮度”。会昌四年（公元844年），项斯进士及第。那时他已年逾五旬，十年长安路，磨白了鬓角。但他终究没有辜负那份知遇——为官后勤政爱民，写诗依旧保持着那份质朴。而“逢人说项”也没有随着时间褪色，反而成了中国文化里最温暖的成语之一。

千年后再读“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依旧会被那份赤诚打动。我们不仅要记住杨敬之的惜才之心，更要记得：项斯的盛名，从来不是一场偶然的“说项”，而是他用一首首好诗，一个个真心相交的文坛友人，为自己铺就的路。

这世间所有的“被看见”，本质上都是“值得被看见”。

注释1：“武功体”是晚唐诗人姚合所创的诗歌风格，因姚合曾任武功县主簿，其代表作《武功县中作三十首》而得名。诗作以细腻笔触展现基层官吏的日常与内心世界，是中晚唐士人精神与生活状态的缩影，对后世五言律诗创作影响深远。

注释2：标格：风采，指一个人的言语、行动和气度等几方面的综合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