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海市邵家渡街道溪边村一桩持续15年的家族纠纷，近日圆满化解。

因早年建房出资、分家析产积下旧怨，四兄弟长期争执不休，关系几近破裂。打破僵局的，是村里69岁老党员柳学森。他没急于评理，先和每个人拉家常、摸清心结，再根据分家协议、建房账本逐条核实，拿出民法典逐一对照，厘清了各方权利义务。仅仅半个月，四兄弟自愿达成和解，重归于好。

柳学森的身份，正是乡村“法律明白人”。

自2020年“法律明白人”培育工程实施以来，浙江瞄准基层需求和治理痛点，不断提升村社干部、调解员、“五老”人员等本土骨干的法治能力，将法治触角延伸到治理最末梢。目前，像柳学森这样土生土长、活跃于群众身边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志愿者，全省已有20万余名。

这支带着烟火气的队伍，把法律知识揉进乡音俚语，潜移默化地改变基层法治生态，成为基层治理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本土骨干，有了“法治本领”

在玉环坎门汽配园，但凡签订经营合同、拿捏不准法律风险时，企业负责人都会找到“法律明白人”江华秋，请他把把关。

这份信任，要从一次风波说起。

几年前，因贷款逾期，园区一家机械厂的账户被冻结，拖欠工人3个月工资，连进货周转的钱都拿不出来。有工人提议调解，但企业拿不出钱，无从调起。还有人想找律师，但找不到门路。

正在园区开展普法的江华秋得知后，主动接下了这桩事。起初，工人们半信半疑，直到他翻完企业的供货合同，揪出了核心问题。“下游采购方用‘押四付一’的条款长期扣押货款，压垮了企业现金流。这种明显违背交易公平的约定，在民法典里有明确的调整依据……”

江华秋没有只做劳资双方的“和事佬”，还带着合同主动对接采购方，摆法理、算经营账，反复协商，促成双方重新修订结算规则，帮机械厂追回欠款。不到两周，工人们就拿到了工资，濒临停摆的工厂活了过来。

这是浙江“法律明白人”服务群众、破解难题的缩影。

长期以来，基层法治建设始终面临一个现实困境：专业力量沉不下去，群众需求接不上来。

一个乡镇司法所仅两三个人，却要负责数万人的普法、调解、社区矫正等工作。律师资源则集中在县城，偏远山区群众咨询法律问题并不容易。

同时，群众法律需求逐年上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土地流转、劳务纠纷、邻里矛盾等基层纠纷类型愈发多元、关系更复杂，过去靠情面就能平息的事，现在群众越来越认法理。

“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浙江有‘发动和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治理传统。”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说，“法律明白人”队伍的培育，正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法治领域的延伸，正好能填补供需之间的空白。

什么样的人能当“法律明白人”？

各地立足实际，优先从村社干部、网格员、老党员、调解员和致富能手中选拔，核心标准就是“说话有人听、办事有人跟”。

海宁市长安镇怡院社区“法律明白人”利用暑假为社区青少年宣讲法律知识。

浙江还同步推进“双培计划”，即把村社“两委”干部培养成“法律明白人”，在“法律明白人”中培育村社“两委”干部，推动基层治理骨干与法治力量深度融合。“这一培育体系并非另起炉灶，而是为现有治理骨干精准补上法治能力短板，让他们在做群众工作时更有底气、更讲规矩、更服人心。”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怎么加强培训？一套涵盖省级示范培训、市级重点培训、县级骨干培训、镇街全员培训的分级培训制度逐步建立，形成层层衔接、全员覆盖的培训体系。到2025年7月，全省已实现“法律明白人”培训全覆盖。

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让培训入脑入心，在课程内容上，精选宪法、民法典、农村土地承包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与群众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基础课”，确保学得会、用得上。培训方式上，创新开展“‘法律明白人’讲、讲给‘法律明白人’听”的常态化机制，遴选扎根乡村有情怀的村社党组织书记“法律明白人”代表作经验交流，“讲学互促”提升培训实效。同时，邀请村社法律顾问参与“同堂培训”，搭建法律专业力量与基层治理骨干互动平台，推动优势互补、协同联动。

光背法条还不够，调解是门实操的手艺。浙江推行师徒结对模式，由村社法律顾问带着“法律明白人”参与合同签订、纠纷调解等，手把手传授经验。宁波鄞州、象山试点让“法律明白人”参与村级合法性审查，累计审查事项322件，反馈修改意见462条，均被采纳。

柳学森就是这么一步步练出来的。村干部退休后，他主动报名参训，白天跟着司法所干部学，晚上整理案例，写满三本学习笔记，民法典的页角都翻得卷了边。“自己学透了，才能讲到村民心里。”如今，他已参与化解各类纠纷数百起，成了金牌调解员。

临海市“法律明白人”柳学森（左三）进村收集民情诉求。

队伍边界也在不断拓宽：嘉兴把队伍延伸到产业园区、新经济新业态、专业市场等领域；宁波象山培育“海上法律明白人”，船老大在作业间隙普法解纷；庆元针对外籍群体，培育懂双语、通乡情的外籍“法律明白人”……这些“法律明白人”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育法在乡，有了内生力量

“法律明白人”能做什么？

在基层干部眼里，他们是普法员、调解员、信息员；在群众眼里，他们是“遇事能找、说话管用”的老邻居、老熟人。

有了他们，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矛盾化解的关口前移了。基层纠纷多是邻里漏水、宅基地越界的“小事”，闹大了伤和气，憋着易积怨。而“法律明白人”就住在村里，往往矛盾刚冒头就能第一时间介入，一杯茶、几句话的工夫就能解开。

嘉兴秀洲区洪合镇是“羊毛衫之乡”，十几万外来务工人员聚居。过去，新居民闹矛盾不愿找当地组织，怕“本地人偏帮本地人”，小事就容易拖成大事。

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的四川籍居民饶仁华，是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也是“新居民法律明白人”。他牵头成立“仁华调解工作室”，除了讲法律，还有“出门互助、理解体谅”的共情，很多矛盾坐下来聊十几分钟就化解了。工作室不仅帮新居民调解纠纷，也帮解答社保、租房等问题，成了外来务工者的“娘家人”。

从全省看，这支队伍推动了治理防线整体前置。通过微风险早排查、微矛盾早化解、微趋势早研判，大量矛盾消弭在萌芽状态，多地村级调解成功率逐年上升，信访、诉讼量稳中有降。

更深层的变化，是让法治真正走进了群众日常。以前，不少人遇事，要么忍、要么闹，对“打官司”敬而远之。现在，邻里有纠纷、签合同、遇诈骗，第一反应是找“法律明白人”问问，法治成了群众触手可及的生活工具。

普法方式也跟着变了。传统拉横幅、发传单的效果有限，有的群众接过来随手就扔，看不懂也不爱听。“法律明白人”最擅长“翻译”——把专业法条转化成听得懂、记得住的乡音土话。

景宁县大漈乡大漈村，各个自然村散落在山坳里，留守老人去趟乡镇要走很远的山路。流动菜车成了山里最热闹的“法治驿站”。“法律明白人”严伟跟着装满青菜、土鸡蛋的菜车挨个村转，车斗的另一侧摞着普法小册子和反诈宣传单。

他帮阿婆拎菜送回家，路上顺口就问：“最近有没有人打电话说你中奖了？那是诈骗，钱可不能转。”遇上大伯聊起山林流转，就停下来多讲两句：“合同一定要写清楚，口头约定不算数，回头吃了亏没处说。”一趟车跑下来，菜卖完了，法律知识也送到了。

景宁县司法局联合大漈乡“法律明白人”严伟在“法治菜车”旁，向群众介绍扫码下单解决涉法问题流程。

在嵊州，由越剧中家喻户晓的经典形象“九斤姑娘”担任普法代言人，推出越剧联唱《我是法律明白人》等，日均播放超万次，法治精神在袅袅越音中深入人心。浙江各地“法律明白人”进村入户开展法治宣传，把法治种子撒进田间地头、街头巷尾。

更有价值的，是治理逻辑的转变。以往“送法下乡”是外来单向输送，律师来了又走，讲座开了就散，难留长效机制。而“法律明白人”是“育法在乡”的内生力量，根就扎在本地。一个人能带动至少一个家庭、影响一个村民小组，看着身边人用法律解决问题，既公平又高效，大家自然会跟着学、跟着做，汇聚起全民守法普法的浪潮。

“这种内生型法治建设，是基层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鲜活载体，是任何外来专业力量都无法替代的治理优势。”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说。

基层队伍，有了旺盛活力

这支队伍从无到有，没有现成模板可循，浙江一路在探索中解题，让这支队伍的根扎得更深、生命力更持久。

云和县梅源村山都雅舍“普法农家院”开设“百姓说法”小讲堂，“法律明白人”向村民讲解民法典知识。

“法律明白人”多是兼职、半路出家，常见纠纷能应对，遇上复杂的商事合同、知识产权问题等往往力不从心。“不是不想帮，是不敢乱给结论，说错了，耽误的是群众的事。”江华秋说，这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定位使然——他们不是替代专业法律工作者，而是填补专业力量到达前的空白。

为了破解专业能力边界难题，浙江多地探索的“吹哨报到”联动机制，刚好补上了这块短板。“法律明白人”在前端发现问题、初步介入，遇上拿不准的疑难事，在微信群里说一声，辖区律师、法官、司法所干部等就会第一时间跟进，形成“一般纠纷就地解决、复杂问题专业支撑”的梯次解决体系。

海宁丁桥镇万新村里，曾有一起积压40年的房屋买卖纠纷，双方因历史遗留的产权问题争执多年，眼看可能会起冲突。村里的“法律明白人”先稳住局面、立刻上报，法庭、警务室、镇村调委会快速响应、联动介入，妥善化解了这起纠纷。

更考验队伍生命力的，是长效保障机制。当前，“法律明白人”多为义务参与，全靠一腔热心，调解、普法要花大量时间、精力，有时还要受委屈，光靠情怀很难走远。

全省各地正试着给这份热心添底气。一些地方为他们配备专用马甲、水杯、手电筒、背包袋等，增强身份认同感和辨识度；对表现突出的，优先推荐入党、选拔为村社干部。金华、温州、衢州等地还创新推出“法治信用贷”，为“法律明白人”提供贷款利率和额度优惠，累计发放贷款57.2亿元。

管理也在持续规范化，全省普遍实行“一人一档”建档造册、“一人一证”亮证上岗，建立“法律明白人”评分管理制度和满意度调查，对履职不力者实行动态清退，既给激励也划底线，守住队伍的整体战斗力。

队伍的未来，关键在于能否有新鲜血液。记者翻看不少乡镇“法律明白人”名册，主力多是退休干部、老党员等。他们群众基础好、耐心足，但对新媒体、线上办事等新事物接受较慢。等他们干不动了，谁来接棒，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破局的尝试已经开始。95后律师薛林蔚是杭州拱墅区湖墅街道运河商务社区的“法律明白人”，和老一辈不同，她的“战场”还在手机屏幕里。社区里新业态企业、年轻创业者多，每当有新法规施行，她就结合企业经营、职场维权等热点，制作简短有趣的普法视频，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讲法律知识，很受企业欢迎。

越来越多外卖骑手、电商主播、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群体纷纷加入，返乡大学生、年轻村干部、农村创业青年等也成了重点培养对象，为队伍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也使队伍的年龄、知识结构持续优化。

不仅如此，全省队伍建设还在向标准规范迈进，并同步推进数字化赋能，“浙里普法”数字应用搭建起线上学习服务平台，动态掌握队伍结构变化，为优化培育提供科学参考。

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培育“法律明白人”不会一味追求数量扩张，将重点转向深耕提质，细化培训内容、做实联动机制、完善保障激励等，为全国提供浙江经验，“说到底，这支队伍的根在群众里，生命力也在群众里，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往什么方向努力”。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链接】

浙江“法律明白人”探索历程

作为全国较早系统推进“法律明白人”相关工作的省份，浙江的培育路径有清晰的制度托底——2020年印发指导标准，明确队伍建设具体要求；2022年结合全国提升公民法治素养行动试点省份，对村社干部法治素养进行调查分析；2024年推出“1名村（居）法律顾问＋N名法律明白人”行动及“法律明白人”培训全覆盖方案，把村（居）法律顾问的专业优势和“法律明白人”熟悉人头地头、民情民意的优势紧密结合起来，集聚发展合力；2025年印发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加大在村社“两委”成员中培养“法律明白人”力度，优化队伍建设；“八五”普法期间，浙江3次承办全国“法律明白人”培训班，推动浙江经验走向全国。

如今，浙江“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已走出乡村，延伸至企业车间、快递站点，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如聚焦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着力提高他们的合规守法经营和防范化解风险能力，推动“法律明白人”队伍建设向企业、“三新”组织等领域拓展，实现从“乡村法律明白人”到“全域法治带头人”的融合升级。

浙江争取到2027年，全省实现公民对法律法规的知晓度、法治精神认同度、法治浙江参与度明显提高，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意识和能力明显提升，全社会信仰法治、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增强。

（资料来源：浙江省司法厅，记者 钱祎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