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台州频道8月12日讯（浙江在线见习记者 杨颜菲 任明珠）全国1800多个县，发展路径都不尽相同。在这个江湖里，每个县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位置。

　　近日，赛迪顾问发布了2020年的中国百强县榜单，浙江上榜18个县，排名第二，仅次于第一名江苏的25个县。

　　百强县排行榜，这一榜单自发布之日起，关注者就很多。百强榜单的变化史，也暗合了区域经济的变迁史。

　　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浪潮愈演愈烈的今天，县域经济作为一种举足轻重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缩影，仍然值得被探讨。

进击的义乌 落榜的海盐

　　所谓百强县，强在哪里？涌金君了解到，在编制这份表单时，评价标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经济实力、增长潜力、富裕程度和绿色发展。

　　以经济实力为例，这些上榜百强县人均GDP达到11.09万元，仅次于江苏省人均GDP，远超广东、山东这些经济强省的人均GDP水平，上榜的一百个县以不到2%的国土面积，创造出的GDP能占全国GDP总量的10%。

　　从整体看，县域经济继续呈现南方强于北方，东部强于西部的现象。东三省中，黑龙江、吉林两省无一上榜，中部省份中，河南、湖北、湖南表现不错，这一定程度上与近几年各区域的经济表现相契合。

　　接着来看浙江今年的表现。榜单的前50位里，浙江占了十席。

　　慈溪继续领跑，义乌、余姚、诸暨、海宁紧随其后，乐清、温岭、瑞安、桐乡、平湖在20-50位之间。

　　上榜的县（市）中，GPD达到1000亿以上的县共有8个，分别是慈溪、义乌、余姚、诸暨、海宁、乐清、温岭和瑞安。

　　从地区上看，嘉兴有四个县入围，宁波、金华、台州、温州各自入围三个县区，湖州和绍兴各自上榜一个县区。

　　去年，浙江也有18个县上榜。但是此18非彼18，去年排名82位的海盐，今年没有出现在榜单中，而今年新进入榜的是排名83位的临海。进击的义乌连升两位，成为继慈溪后第二个进入前十名的县。

　　十七个连续两年都在榜单上的县，超过一半排名都较去年上升，进步最大的是宁波的宁海县，较去年进步15位，来到了榜单的第60名。

经济第一强省只有一个县上榜？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县域经济越发达，地区的经济就越发达吗？答案可能是未必。

　　很多人注意到这一样一个现象：今年的百强县中，广东省仅博罗一县榜上有名。从过去几年来看，2017-2019年县域经济百强名单上，也仅惠东县一地上榜。2016年仅四会一市入围。

　　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7月，广东全省辖65个市辖区、20个县级市、34个县、3个自治县，合计122个县级区划。

　　不少网友疑问：GDP排名居全国首位、涵盖122个县级区划的广东省为何在县域经济的百强榜单上的表现却相形见绌？

　　实际上，这个问题很简单，广东省经济发达的县和县级市早已撤县设区，失去了竞选百强县的资格。

　　如曾经的百强县番禺市早在2000年就被设立为广州市番禺区，首批百强县顺德市、南海市、三水市、高明市四个县级市也早在2002年完成撤县设区。发达县设区，欠发达县实力不够难以上位，这么一来广东省在百强县榜单上的亮相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不光广东，这几年，撤县设区风行全国。浙江省也早就开始了撤县设区的行动，像曾跻身百强县前10名的萧山县在2001年就被设立为杭州市萧山区，此后，鄞县、绍兴县、上虞区等也相继更换了新的“身份证”。

撤县设区为哪般

　　一般认为，撤县设区这种行政区划的调整，其实是服务于中心城市城市化发展的需要。

　　根据“城市首位律”( Law of the Primate City) ，一个国家 ( 或一个省级行政单位) 的“首位城市”往往比第二位城市要大得多，首位城市对于整个国家民族的职能、情感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陈科霖认为，撤县设区提升了市辖区的面积、人口与经济规模，进而 可以“跳跃式”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 、资金与技术，从而推动区域整体的长远发展。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行政区划的调整带来的影响却往往不仅在于经济层面。对于基层政府来说，撤县设区后，财政权力将会发生转移，包括建设用地指标、工业项目、水资源等，都要受到市一级政府的管理。这其中带来的博弈，总是比现实中看起来要复杂。

　　相比撤县设区，基层政府更愿意看到的是撤县设市。最新一个案例是，8月8日，湖北监利举行撤县设市挂牌仪式，宣告正式设立监利市。新的监利市由湖北省直辖，荆州市代管。

　　值得注意的是，撤县设市的政策在实行的过程中，导致了一些基层政府为了撤县设市，把城市管辖范围的扩张、城市数量的增加、城市级别的提升当作城市化的指标导致的虚假城市化问题，因此撤县设市的政策后期有所收紧。而为了行政管理和资源分配上进行匹配和统一，撤县设区成为了一种趋势。

　　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撤县建区之地有100多个，90%集中在近些年，且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省市。

“新型县域经济”

　　从全国来看，百强县的分布“东多西少，强省强县”，长三角地区共计入榜46个县域。西部和东北的百强县很少。四川、青海、黑龙江、吉林等省份没有一个县上榜。

　　发展县域经济，西部地区也开始了他们的奋力追赶。去年7月，四川召开了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大会，会上提出了要“崛起一批引领西部县域、跻身全国百强的经济强县”的目标，鲜明地提出了要推动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对于具有先发优势的东部地区而言，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背景下，县域经济怎样谋求新突破、实现新跨越？这已经成为一个亟待破解的命题。在县域经济实力雄厚的浙江，许多地方已经展开了探索。

　　涌金君注意到，玉环县发展和改革局的褚新东就提出“新型县域经济”的概念：以县城和中心城镇为依托、以非农经济为主导、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

　　学者李泉在《中国县域经济发展40年：经验与启示》一文中将县域经济的发展进行了进一步延伸。

　　他认为县域经济发展正在逐步融入都市圈或城市群，逐渐演变为了区域网状经济。在创新驱动的作用下，地方区域分割，市场分割的情况不再是问题，区域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协作分工，共同发展。这就好比是一个大哥带着几个小弟一起赚钱，有肉一起吃。

　　同时，通过形成产业集群把产业发展与县域经济有效地结合起来，如浙江的中国“袜业之乡”，还有闻名全国的嵊州领带群、永嘉桥头镇纽扣产业群、海宁皮革、永康五金、柳市低压电器群。

　　《中国撤县设区40年：回顾与思考》一文中对县域经济和区域内资源分配的作用有这样一个判断：

　　县域经济借助产业上的专业化分工和优势互补，从而促进整个区域内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达到整体区域的协调发展，如依托于国际商贸城的义乌、积极探索海洋经济发展模式的岱山县，借助特色的优势产业促进县域经济在空间上的联动，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县域经济在促进区域内资源互补的意义上，依然大有可为；

　　另一方面，县域间统一完善的就业管理制度、户籍制度也可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打破行政壁垒。

　　尽管县域经济在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促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并非尽善尽美。比如在浙江的不同县区之间，就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县域经济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还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或许是我们今天探讨百强县的一个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