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输液室里，何元国注视着输液袋。透明液体滴落，流入何佳南纤小的静脉里。完整地注视一件事情从头至尾地发生，这让何元国有一种仪式感。

　　这是九月初的一天。何元国带着12岁小儿子何佳南来到小芝医院。他拿出厚厚一沓病历单，找出医生开的单子，让护士给何佳南挂水。

　　生理盐水缓缓地滴着。何元国稍见缓和，觉得自己柔和起来，身体好像累了。他面带微笑，不再说话，看着儿子。儿子很乖，不哭不闹。

　　事实上，这一瓶生理盐水，对于尿毒症晚期的何佳南，不能起到任何作用。

　　何元国后来承认，那个时候，他放弃了儿子。

　　9月21日中午，何元国和记者重提旧景，深刻地记着那天的负罪感。话筒里，这个42岁男人平实低沉的声音，最后掺杂了哽咽，磕巴不连贯。

　　因为没钱继续在温州治疗，何元国带着儿子回了家。他带儿子去挂盐水——因为长期腹透，儿子时常吃不下饭，剧烈呕吐，医生曾经开过生理盐水的处方单。

　　何元国觉得，如果就这么放弃，他无法面对，儿子抽搐时看他的眼神——最起码，打着吊瓶的儿子会觉得，爸爸没有放弃他。

　　二

　　早在何佳南6岁时，何元国就发现儿子小便滴尿，尿不尽。何元国是一名钢筋工人，常年在工地里干活。在小镇农村，所有男人都急着赚钱养家，对于儿子，他缺乏一个正常父亲应有的关心。

　　等到何佳南该上小学了，何元国才意识到，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儿子频繁上厕所，无法正常上课。

　　何元国带着儿子去了医院，医生检查说是尿道堵塞。何元国带何佳南去了杭州，在省儿保医院花两万元钱做了手术。

　　术后应有的效果并没有出来，何佳南仍旧滴尿。复查后，导致尿道堵塞的假肉已经被切除，但医生告诉何元国，继续滴尿的病因找不出来。

　　迟迟找不到病因，何佳南的毛病得不到根治。而后续的复查和治疗，何元国忘记时间期限去报销农医保。这让后来愁钱的他后悔不已。

　　两年后的2013年，何佳南一次感冒，病情恶化为重度昏迷。在台州医院，医生检查出，因为长期的尿路感染、尿出血、尿蛋白，肾功能破坏严重，有发展成为尿毒症的趋势。

　　2013年开始，何元国带着何佳南每天往返医院做腹透。何佳南身体变得浮肿，病情加重时身体剧烈抽搐，何元国又忙不迭地抢送医院。

　　医生告诉何元国，如果要继续治疗，必须要转院到有更好治疗资质的医院。何元国就带何佳南去了温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何佳南已经是尿毒症晚期，医生给出的答案是换肾，与之伴随而来的是换肾的费用、还有每天等待肾源。

　　何佳南的病情加重。血液里毒素的堆积，使得他经常昏迷。何佳南被推进重症监护室血透。重症监护室外，何元国和母亲在医院守着，妻子留在老家小芝。

　　何元国已经花掉了三四十万元，其中大部分是借的钱。何元国的妻子在家负责筹钱——其实就是向人“讨钱”。而且越来越难“讨”，大多数亲戚已经借遍，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无底的坑。

　　重症监护室里，何佳南难受不行的时候，会央求着说，“爸爸救我。”何元国心酸，他受不了儿子乞求的目光，但他的钱很快就花完了，难以为继。

　　三

　　何元国终归带着何佳南回到了家。

　　在温州经历一段治疗，何佳南的病暂时趋于稳定，但总归还要接受换肾。

　　何元国早已经放弃了工作。他用最后一点借来的钱，给上武校的大儿子缴了开学学费，留了一点生活费。那是另一个缺乏家庭关心的儿子。只有在必要的时候，儿子们才会带着待解决的问题出现在他眼前。

　　他承认，“没有病的话”，小儿子也会和大儿子一样，默默地在这个家里成长，在他的忽视下，“放养”长大。但经过多年治病奔波，何元国意识到，他作为父亲的存在，小儿子需要，大儿子也需要。

　　没有路了，“我只得放弃。”

　　给他挂吊瓶的护士看过何佳南的病历单，将病情编成内容发送到朋友圈。身边不少人捐了款，何元国的初中同学们也捐了几万元。

　　这些人继续发动着社会捐款。为了避免有些爱心人士质疑可信度，还有对善款的管理，爱心小组带头的几个人分别担任持卡人、密码守护人、善款信息守卫者。何元国带着何佳南，揣着爱心小组筹措的钱，9月17日，再次赶赴温州治疗。

　　9月20日，何佳南的医疗费是1.5万元，9月21日之后，预计每天花费6000元左右。何元国小心翼翼地估摸着。

　　第一期善款数加上陆续少量的社会善款，除以每天6000元的费用，就是何佳南得以支撑的天数。

　　他的身上已经没有现金了。过一会儿，他将要打电话给爱心小组，问问能否将剩余善款打来接济。

　　何元国让在上海的小舅留意肾源，迟迟还没有消息。即便有，对于何元国意义也不大，这将额外预算六七十万元。何元国准备去上海匹配，看看自己的肾能不能给何佳南。

　　何元国全家私底下都通过气，大家都愿意为何佳南去上海匹配自己的肾。“希望赶快去上海吧。”何元国最后说。

原标题: 无助的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