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10点，45岁的周道斌在台州市立医院ICU病房醒来，只感到脑袋昏沉，特别是从后脑勺涌上来的疼，一股接着一股，让他想吐。下意识的，他抬起胳膊，用手捂住嘴，这一动作，扯动了后背和大腿根部的伤口，又一阵剧痛袭来。他这才看见，自己全身插满了管子。

　　病房里，只有监护仪器发出的“滴答”声。“我怎么会在这里？发生了什么？”周道斌望着天花板，什么也想不起来。

　　突然，他意识到什么，迅速将头转向一旁。他的妻子，41岁的钟定花紧闭着眼，躺在另一张病床上，全身也插满了管子，头发已经被剃光，白色的绷带缠了一圈又一圈，中间部分被渗出的血迹染红。

　　“定花！定花！”周道斌张开干裂的嘴唇，嘶哑地叫道。

　　他忍着疼，眼睛一眨也不眨，希望妻子能睁开眼答应一声。

　　但“滴答滴答”，病房里依旧只有监护仪器发出的声音。

　　又一阵沉重的晕眩袭来，夹着剧痛，周道斌不得不闭上眼睛，“完了……肯定出大事了……”他想着。

　　此时，周道斌还没有意识到，接下来的十几天里，他将做出一个无比艰难的决定。

　　车祸

　　周道斌和钟定花来自陕西安康，2014年之前，两人已经在玉环打工8年。

　　今年年初，两人换了工厂，从玉环来到椒江滨海工业区，住在厂里安排的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周道斌当水暖工，钟定花负责做早中晚三顿饭。

　　那天，本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

　　给工人们做完中午饭后，钟定花接到老板打来的电话，“晚上不用准备饭了，我请厂里的工人们到外面吃，你也一起来。”她连声说好。

　　下午4点，周道斌从厂里回来，钟定花正蹲在地上，在一堆塑料袋里翻找。“你在找什么？”他在门边的木板床上坐下，问。

　　“我前两年买的新衣服怎么找不到了？我想今晚吃饭的时候穿。”钟定花应道。

　　那天晚上，夫妻俩换上了平时舍不得穿的新衣服，连袜子都是新的。

　　“定花，你看你瘦，这裙子穿着也好看！哪儿买的？”几个工友的媳妇将钟定花围在中间，羡慕地说。

　　“买多少年了，咋能记住在哪儿买的，就是没舍得穿。好几十块钱呢！”她配合地转了个圈，满脸笑容。

　　晚上8点多，饭局结束。周道斌骑着电瓶车，载着钟定花往宿舍开去。

　　路上很安静。快到第二个路口时，钟定花说：“回去我得给儿子打个电话，昨天没打，今天晚上该打了，还不到9点，应该没睡吧？”

　　周道斌“嗯”了一声，抬头看了眼信号灯，红灯，他下意识地捏住了刹车。但没等一会儿，他有些不耐烦了，往四周看了看，寂若无人。随即松开手刹，加大马力，继续往前开。

　　钟定花还在轻声说着什么，但下一秒，她被侧面撞击带来的惯性高高弹起，又重重地砸在地上，陷入昏迷。

　　周道斌摔在了另一边，浑身疼痛。他想睁开眼看看发生了什么，但眼皮像座山，重重地压在眼球上。完全陷入昏迷前，他听到有人围在他身边，说：“那个女的，肯定不行了……”

　　死亡

　　晚上10点，玉环，周道军刚回到家，手机铃声便响了起来。“你哥哥和嫂子出车祸了，现在在椒江的市立医院抢救！你快打车过来吧！”

　　凌晨12点，付了300元车费后，周道军从出租车里钻出来，险些摔倒。他跑进医院，厂里的老板、几个工友正围在病房外，“我哥和我嫂子到底咋回事？严重不？”

　　“过十字路口的时候，电瓶车和一辆皮卡车撞了。”一个工友叹了口气，“我们都已经回到住的地方，等了半天寻不着人，电话也打不通，又沿路往回找，才知道出了事。”

　　在ICU外的长椅上，周道军坐到凌晨2点半，昏昏沉沉，直到主治医生叫他，“你哥哥已经脱离危险了。但是你嫂子情况不好，脑部和肺里都有淤血，就算能治好，以后的生活也不能自理了。这是最好的结果。”

　　他重新跌坐在长椅上，一夜未眠。

　　但第二天，最坏的消息，来了。

　　“你嫂子救不活了，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还有什么亲人，叫过来见最后一面吧。”医生告诉周道军。

　　“她还有个儿子。”周道军连忙拨通了远在陕西安康的周杨的电话。

　　这个一心想要上重点大学，却因今年考了二本线，正在复读的18岁少年，连夜买票，赶到医院。

　　捐献

　　三天后的一个下午，病情趋于稳定的周道斌被推出ICU，转入普通病房。临去前，他走到钟定花的床前，细细地看，“定花，你可要醒来，我等着你呐。”

　　把哥哥安顿好，周道军走出病房，在走廊上踱步。刚刚，医生说了一番话，让他心乱如麻——“你嫂子已经没有希望了，你能不能劝劝哥哥，考虑一下捐献器官？”

　　捐献器官？这是40岁的周道军从未接触过的字眼，在他心里，入土为安、死者为大，才是亘古不变的道理。“这话我怎么跟哥说？不可能！”这样的想法，在他心里叫嚣，但在医生面前，他选择了低头沉默。

　　第二天下午，一位自称是浙江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从杭州赶来，找到周道军，继续劝说。周道军有些慌神，只得摆摆手，“这么大的事我做不了主，好歹是我嫂子，你还是找我哥去说吧。”

　　11月3日，距离车祸发生，已经过去了6天。

　　这天上午，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在病房里找到周道斌，说明来意后，递上一本资料，“这里有许多案例，都是捐献器官救活了许多人。”

　　周道斌听着，心里像烧了把火，愤怒，“老婆都成这样了，你还来跟我说这些！”他忿忿地想着，但没有说出口，“我不会捐的，你走吧。”他淡淡地回了一句，头也没抬。

　　下午，ICU探视时间到了。周道斌下了楼。他在床头坐下，钟定花躺在那儿，依旧紧闭双眼，毫无声息。

　　“定花，你咋不醒呢？我再给你搓搓手吧。”他一边说，一边拉起钟定花的手，小心地搓了起来，仿佛那是一件珍宝。“你还记得那个嫁到安徽后，再没联系的姐姐不？你还说要去找她，你不醒咱们咋去找？定花，醒醒吧……”

　　回应他的，依旧只有监测仪器发出的“滴答”声。

　　11月4日，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再次“登门”，“您考虑考虑吧，捐献器官，能救别人的性命，还能留个念想，您爱人的生命还在继续……”这句话，像根钢丝，直直地戳进周道斌的心窝。他有些动摇了。

　　夜晚，病房寂静无声。周道斌床边的木椅上，周杨蜷缩躺着。

　　周道斌看着，有些心疼。这一次，儿子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情绪波动，他只是摸摸母亲的手和脚，更多时候，他都是一个人蹲在一边，不吃饭也不说话，安静得令人担心。

　　“杨杨。”周道斌轻声叫道。

　　“嗯？怎么？”灯光下，周杨露出稚嫩黝黑的侧脸。事实上，这个12岁就成为“留守儿童”的少年，在一年只与父母见一次面的频率下，并不习惯跟他们交流。

　　“她也找你说了吧，你咋看？”

　　“不知道，说是能救更多人，但我舍不得。”

　　“我也是，舍不得。”

　　11月5日，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第三次找到周道斌。“你让我再想想，再想想吧。”他说。

　　时间，在钟定花脸上留下了痕迹。

　　“再不决定捐，就真的来不及了，救人命啊！”11月11日，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再次找来，满脸焦急。

　　周道斌抬抬手，看向窗外，“让我再想一晚上，明天一早给你答复。”他低声喃喃自语：“能留一个晚上，就留一个晚上。”

　　入夜，周道斌躺在病床上。一边的木椅上，周杨也辗转难眠。

　　周道斌先开了口：“杨杨，我决定(把器官)捐出去。”

　　没有回答，少年只是点了点头。

　　父子之间，再无交流。

　　11月12日早上，省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接到了周道斌的电话，“我决定捐献妻子的器官。”

　　当天下午，钟定花被推进手术室。

　　据了解，她捐献的肝脏移植给金华一位60多岁的肝癌患者，两个肾脏分别移植给衢州一位41岁的肾衰腹透病人，杭州一位35岁的肾衰血透病人。目前，3名患者病情稳定。

　　生活

　　在椒江滨海工业区八塘路口附近，沿着一条石子路走，再向左拐一个弯，有一幢两层建筑。推开铁门，往里走，有几间布置简陋的房间，周道斌和同厂的十几名外来务工人员住在这里。

　　楼道中间，凹出一块空地，一个灶台、一张桌子，上面乱七八糟地摆满了锅碗瓢盆和菜。厂里新聘请的烧饭大姐正系着围裙忙活。

　　隔壁，就是周道斌和钟定花住的屋子。门边，一张木板床，床单已经洗得发白，两个枕头和一床被子胡乱地卷着；墙角，一张窄小的破旧桌子，放着一台鞋盒大小的电视机；墙边，一张发了黑的草席铺在一块木板上。

　　“夏天她嫌热，就睡在那里。”周道斌盯着那张“草席床”发呆，“她太能将就了。”

　　生前，作为烧饭师傅，钟定花的生活很简单。

　　早晨5点多钟起床准备早饭。7点多钟，等工人们吃完，收拾妥当，又会回屋睡一会儿。9点，开始准备午饭。下午3点半，准备晚饭。一天中，她最期待的是，晚饭后和周道斌一起去附近的夜市逛逛。

　　今年年初，钟定花学会了用QQ，闲暇时最爱跟13岁的侄女视频聊天，从八卦新闻到家长里短，钟定花总有说不完的话。

　　“她就是嘻嘻哈哈，很自来熟的一个人。”在周道军的记忆里，嫂子爱热闹、爱逛街、爱玩，为人和善，从不与人吵架。

　　11月28日，钟定花的遗体在路桥桐屿殡仪馆火化。之前已经返回陕西安康的周杨，再次连夜赶来。

　　天色暗下来，开始变凉，周杨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蓝色外套。几个工友同他打招呼，“杨杨来了，穿那么少，冷不冷？”他没有回答，只露出一抹不自然的笑。

　　周道斌靠在门边看着，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终究又什么都没说。周杨抬头看了他一眼，径直走进屋，把背包放在门边的木板床上，坐了下来，盯着墙边的“草席床”发呆。

　　床尾，钟定花的遗照被一个黑色塑料袋包裹着，只露出一角。

原标题: 车祸之后的艰难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