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9年6月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三连，1970年2月随三连四排十三班调到六团团部，历经团机关司令部生产股的实验班、后勤处军人服务社的缝纫员、司令部的代出纳、计划股的统计员，直至1975年8月离开兵团上兰州大学，前后共6年2个月。今年是我们赴“内蒙兵团”50周年，我整理了在“内蒙兵团”的一些回忆文字，以此纪念曾经参加“内蒙兵团”的数千名台州儿女的一段青春岁月。

登上兵团的专列

　　1969年6月9日清晨，临海城里的台州电影院门口人山人海，第一批参加“内蒙兵团”的300名左右知青在这里出发。我们66届的初三（1）班有7名同学去了兵团，他们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一连的张美云（参加兵团时改名张军阳），五团七连的陈美玲（参加兵团时改名陈海凌）、冯俊清，五团二连的陈振亚，五团十连（后来的六团一连）的黄雅芳，五团十一连（后来的六团三连）的韩一凡和我。

　　临出发时，我看见父亲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我当时没有流泪。车子启动后，全车的知青就都哇地齐声哭了起来，哭声几乎要掀开车顶，车上车下的哭声连成了一片。这个场面我迄今难忘。我就是在知青们的惊天动地的哭声中离开了家乡……

　　我们的车队到了宁波以后，会合了黄岩、温岭的知青，在一个学校的教室里稍作休息就登上了赴内蒙古的专列。记得是下午4点左右上的专列，大约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到了杭州站。当时杭州市市长王子达还到站台上欢送我们，并和我们知青握手。所谓专列，就是不用根据铁路的上下行编程制度而需要转车的绿皮车。三天两夜的吃喝拉睡都在车里，狭小的车厢空间，长长的旅途，令人疲劳不堪；实在困得不行时，我们就打开背包，睡在车厢的过道和座位下的地板上，有的则爬到高高的行李架上躺一会儿。三天的行程，因为空间换时间，我们觉得过了很久很久……

　　我们的专列过北京时，走的是不经过北京站的丰沙线，此时已经是6月11日的早晨了。专列临时停靠在门头沟雁翅镇的一个山洞前。初夏的门头沟一片葱绿，雨后的永定河上有一个吊桥，桥下清澈的河水流淌。已经坐了两夜一天火车的我们，面色苍白，纷纷下车呼吸清新的空气，直到专列鸣笛时都迟迟不愿上车，后来我们实际上都是被兵团的干部驱赶着回到车厢的。新鲜的空气，自由的呼吸，对于我们是多么重要啊。这个吊桥给我的印象颇深，40多年后，我就是凭着这个吊桥找到了当年专列是从这里奔向内蒙古的。

　　专列到张家口、呼和浩特时，都发生了下车的学生在站台周边迟迟不愿再上车的事情，带队干部大概觉得事情太糟糕了，过了呼市以后，专列即使停靠时也不让我们下车了。12日凌晨2点钟左右，我们的专列终于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的所在地巴彦高勒，也就是磴口。夜半下车，我也不知东南西北，除了站台有点灯光外，四周一片漆黑，站台下的铁轨黑乎乎地伸向远方，看不到尽头。

　　我们背着背包等待转乘汽车时，突然传来了命令要组建新的一师六团，将我们五团十一连划归到六团建制，称一师六团三连。迷迷糊糊中我们上了六团的解放大卡车，走了一阵以后，天就蒙蒙亮了。我睁开眼一看四周，顿觉跌入了冰窖：只见车两边都是沙漠，一个沙包连着一个沙包，远处还有一片连绵不断的山（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阴山山脉），显得阴森森的。我坐在军用卡车车厢的背包上，通过车槽帮不停地向外张望，还在心里念叨，希望这是我们路过的地方，不是我们要去的六团的所在地……

　　不到两个小时，卡车就停在一排土坯房子前，有人敲着锣鼓、还有人大声招呼我们下车。天哪，这就是六团三连？我们的营房在哪里？

第一次点名

　　我们是六团三连第一批的兵团战士，除两名仙居兵外，全部来自临海。三连的所有战士都是来自地区大院和地区所属事业单位的干部和职工的子女。我是从母亲单位台州疗养院报名走的，疗养院是地区的直属事业单位，我和哥哥张兆勇都被分在了三连，这样，我们就和原台州地委、台州专员公署的干部职工的子女编在一个连队里了。当时是“文革”时期，他们的父母大部分都仍在关押和监督劳动中，有的是写了对父母的揭发材料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才来的；有的则是写了血书表了忠心才被批准的……低头细思量，各人都有难忘的经历。

　　六团三连的指导员叫李连正，是个现役军人，是原北京军区某军的一位连职现役军人，副连长王瑞康、军医杜凤岗也是该军的现役副连职军人，另外还有白成奎、李明等8名该军刚刚复员退伍的老兵，他们加上从临海接来的50多名新兵，算是三连的所有人马了。三连所在地位于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深处的一个叫巴音毛道的牧民点附近。整个牧民点也就只有三四栋土坯房，大约四五户人家。他们给我们腾出了一栋4间土坯房：一间挂着“连部”的牌子，一间是“伙房”，还有2间是我们女兵的宿舍。记得当年六团三连第一批浙江兵共有男女兵55人，其中，男兵30多人，分为3个班；女兵有20个，分成2个班。我的哥哥张兆勇是一班长，二班长是卢平新，三班长是胡才正，我所在的四班班长是赵晓薇，五班长是王乃云。男兵没有房住，只好在挨着房子的水渠边搭了人字形的荊笆棚作为临时居住地。

　　我们到的第一天正好是星期天，我迄今都记得在“内蒙兵团”吃的第一顿大锅饭，那是海带汤和糜子面发糕，发糕有点酸，加上三天两夜的汽车、火车旅程，我们没有吃多少就睡了。也是连日来没有正经吃饱一顿饭了，我们睡了两三个小时后，便都起床，以为有一顿正餐，可以补补多日肠胃的亏欠，但我们发现伙房没有动静，也没有人催促我们起床。毕竟是年轻，大家见没有开饭，腹中又饿，便敲起了碗筷。指导员李连正从连部出来，马上命令紧急集合。老兵排长向他报告列队后，他十分严肃地说：“现在点名！”不用说，第一次的部队式的集合点名受到李指导员的狠狠批评。他宣布：部队在周日或节假日是改善伙食的日子，一般是吃两顿饭！天哪！我们哪知道这些规定呢？好在我们在临海出发时，家里和亲朋好友给我们的行李中都塞了罐头和饼干之类，这些就成了我们临时的、无比的美味。此时，思乡想家想亲人，从眼前的荒漠想到临行时兵团宣传材料上的“绵绵的大草原，肥美的黄河大鲤鱼”，失望的心情油然而生，有几位年纪比较小的战士就哭了起来……

兵团春秋

　　196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原内蒙古（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全部、华北农垦兵团大部一同并入新组建的。北京军区从下属各部队抽调现役军人组成各级领导班子，他们率领数千名复员、转业军人前往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乌兰察布盟和锡林格勒盟等地接管国营农场，在农场的基础上组建兵团。兵团规划为6个师的建制，每个师辖10个团，每个团辖10个连队。

　　1969年当年，“内蒙兵团”组建了4个师，24个团，246个连队，接收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内蒙古等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5万余人，全兵团在职人员达7万余人。1970年，又组建了2个师，15个团。1971年，内蒙古兵团已有41个团（包括2个工业团和4个相当于团级的工矿企业），包括职工10.1万人（其中，知识青年7.55万人，复员转业军人和留厂职工2.57万人）、现役军人近6千人、家属3.8万人，共计14.5万人。1972年，内蒙古兵团总人数为17万人，其中职工（包括知识青年）13万人。这是内蒙兵团的最光辉的岁月。

　　一师原先设6个团，1971年又组建了七团。一师的1至5团，都是在原来的农场基础上发展而来，如一团就是原乌兰布和农场，二团是原巴彦套海农场，三团是原哈腾套海农场，四团是原太阳庙农场，五团是原包尔托勒盖农场。甚至后来组建的七团，也是在一师师部的所在地原纳林套海农场原址上建立的。只有六团是新建团，位于磴口县反修镇，五团的包尔托勒盖农场以西。

　　乌兰布和沙漠在磴口县境内，位于内蒙古西部，地处我国西北荒漠和半荒漠的前沿地带，东北部以河套绿洲为界，西部以阿拉善左旗的吉兰泰—图库木公路为界，西北部以狼山为界，东至黄河，南至贺兰山，总面积129.8平方千米，是我国的主要沙漠之一。黄河自南向北流经磴口县的东南端，磴口绿洲的地势自东南向西北倾斜，而乌兰布和沙漠整个地势都低于黄河水面，有引黄灌溉的条件。1959年，国家投资5000多万元在河套灌区上游的巴彦淖尔盟（今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境内兴建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是治理黄河水害和综合开发黄河水利第一期工程的主要项目之一。这项工程以保证灌溉为主，还兼有保证下游工业用水、防洪、防凌、沟通包头至银川公路交通等作用。

　　1961年5月13日，中国在黄河上自己设计和施工的内蒙古磴口（三盛公）水利枢纽截流成功。这是河套水利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为了能够保证河套灌区和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30万亩引黄灌区适时适量地自流引水灌溉，在截流成功以后又开挖了一条总长180公里的总干渠，使河套灌区灌溉面积由过去的290万亩增加到770万亩，控制灌溉面积达1700万亩，从而弥补了沙漠降雨少，蒸发大，干旱缺水的不利因素，将沙漠变成了绿洲。

　　组建兵团，主观愿望一是通过接收整合，将大大小小的农场改造成建设边疆的主要力量。他们主要任务就是：屯垦戍边，寓兵于农，稳定边疆，保卫边疆。二是对苏联可能发动战争防御的需要，那一时期中苏关系十分紧张，苏联在中蒙边境地区屯兵100多万。战争虽有一触即发之势，但组建兵团，最主要是为了“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后来我当了六团计划股的统计员以后，经常来往于磴口的师部送报表，曾经来到该水利枢纽的大坝参观，只见大坝上镌有毛体题字：一定要驯服黄河。因为落差，坝的两边，一边河水平静如毯；一边咆哮奔腾。令人惊叹！ 一师的7个团都是沿着磴口水利枢纽工程的总长180公里的总干渠设点建置的。干渠之下是支渠，支渠之下是农渠，农渠之下是毛渠。通往各连的农渠和通往每块地的毛渠都是人工挖成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更是散布在沙漠之中的兵团农业师的命脉，没有这个水利枢纽工程引黄灌溉，磴口周边恐怕现在还是一片不毛之地。“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就是说的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