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意味着高质量发展成为新发展阶段的工作重心和着力点。“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它经过了一个较长的萌发、延展和形成过程。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因为一穷二白的国情，短缺经济一直是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经济数量上的严重不足以及由此而来的国民基本生存问题，还谈不上质量意识。党的十二大报告着力解决的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上存在的问题，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到了党的十三大时，随着生产的发展，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严重社会经济问题开始得到缓解，国家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加快和深化改革，初步有了质量的意识，报告中出现“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教育质量”“提高人口质量”等表述，开始有了国民经济要提高质量的思想萌芽。

　　此后，从党的十四大报告到党的十九大报告，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下称《纲要》），关于“质量”的思想内容不断丰富，先后提出了“农业的质量”“生活质量”、军队要“注重质量建设”，“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立法质量”“教学质量”，“经济增长质量”“农产品质量”，“开放质量”“医疗服务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城镇化质量”“文化产品质量”“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质量”，“经济质量”“供给体系质量”“质量强国”“就业质量”“生态系统质量”“党的建设质量”等等。

　　与此相伴随的是，经济发展质量意识、高质量发展概念也在逐步地升华、融合和最终形成。从党的十三大报告开始，就有了经济发展要“提高质量”的表述，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出现了“高质量、高效率地建设一批重点骨干工程”的表述；党的十六大报告使用了比较接近“发展质量”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提法，强调“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党的十七大报告更多地提到了“创新发展理念”“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党的十八大报告更加强调“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了经济发展质量，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益变革、动力变革”，并首次以明确的表述，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直到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中，完整地提出了要“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强和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职能。

　　随后出版的《纲要》中，“高质量”成为了高频词，如“发展应该是科学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等。此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文化经济政策。”

　　但是，前述的“发展质量”“高质量发展”基本上都是指经济发展，正如《纲要》里所说“高质量发展，就是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高质量发展”跳出经济领域，扩大到经济社会的全部方面，最早的萌芽也是在《纲要》里。《纲要》提到了“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开始出现了“高质量发展”已不限于经济方面而向外拓展的端倪。

　　最终，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进一步作出了面向全领域的“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去掉了“经济”两字，并明确把“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是党的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必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作为各项工作的努力方向和评价检验的价值标准。我们要在新发展阶段，大力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高质量发展，为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